南路军在乌兰托罗海休整了三天，一是安定当地秩序，二是处理各类战利品。
这项工作主要由李春福主持，马福祥作为旁观者，好奇地观看这一处理过程。按照他原来的想法，打了胜仗、缴获战利品以后，自然全部都归部队所有，作为两支部队的最高首领，李春福和孙烈臣理所当然应该拿到最大的一份，至于他和扎木合并没有赶上战斗，能不能分享就要看对方的面子。关系好的，自然也能分一杯羹，关系若是一般，没有也属于正常，毕竟谁出力谁享用。
但李春福的处理方案让他开了眼界：首先是召集全旗大会，推举旗内德高望重的老人出来主持公有牧场的分配，凡没有参加伪蒙军的人家，都可以分得其中的一份；若是参与，但仅仅是普通士兵或低级官员，则在其做出保证并对天发誓后，也予以分配；至于其余参与程度较深，且在伪政权里担任重要官职的，则暂时不予分配，声明何日反正则何日分配。对于几位王爷和扎萨克的家庭财产，除留出其妻子儿女所需要的部分，分为三份，一份作为对旗内民众的补偿，一份作为军队的奖赏（充作军需）还有一份作为政府税收，由国防军代领（将来可在蒙古应缴纳税收中扣除）。
李春福当众宣布，只要乌兰托罗海民众忠于中华民国，不支持或赞同独立，民众所需缴纳的税收一律减半，对于贵族、扎萨克等所负有的人身和财产义务。一律免除，原有八旗制度也随之废除，由当地民众推举他们信得过地人来出任官员；并郑重宣布。此次分到的财产、牲畜和牧场均归个人所有，只要无不忠于国家的行为，国家予以严格保护。
随即扎木合现身说法，向民众们宣讲了北疆政府在内蒙地政策。号召大家不要卖国、不要再继续给贵族老爷们做走狗了，并号召年轻小伙子加入国防军，在他的现身说法和清一色的蒙古骑兵武力展览下，很多人当即愿意从军。扎木合趁热打铁，对那些被俘虏的士兵诉说了自己以前地经历----从一个农奴到堂堂的上校团长，并大讲穷人翻身做主人的故事，引导被俘士兵开展诉苦运动。另外也宣传了同样的政策：只要士兵们加入国防军，能掉转枪口对付分裂分子。国防军既可以往不咎，等蒙古战事结束，也可以分得土地和牲畜，若有立功表现，可以额外获得嘉奖。在他的鼓动之下，大部分蒙古士兵都愿意弃暗投明，当然军官是不敢用的。只能由留守部队继续看押在乌兰托罗海，以待将来的处置。
这一番分田地和诉苦运动的效果自然是非常好，在内蒙和满族聚集地屡试不爽，贫苦地旗民们也许并不懂得多少民族大义、国家感情，但他们会为了维护自己手中来之不易的经济权利而竭力奋战，稳固了基层民众，外*立就是一种空话。
对国防军的政治手段，马福祥由衷地予以赞叹，按他的话说：“真乃正义之师、仁义之师。”作为回族首领之一，他深知处理民族关系的不易。军事征服或许容易，但让当地百姓心悦诚服，恐怕就不是那么简单。清代历史上之所以回部屡屡反叛，无非是满族政府歧视他们、压制他们，倘若给一样的待遇，绝对不会有人选择铤而走险。
更让他钦佩的是李春福和孙烈臣处理战利品地方式，所有的战利品都登记造册，然后按照价值予以分配。两位部队长官丝毫没有多拿多占的意思。马福祥有些不解。以往军队分配战利品，部队主官肯定要好好捞一票。这两位倒好，不仅不敢多拿，甚至连一般的分配额度都没有拿到。
“怎么这么亏待自己？真要两袖清风？”
“马将军，您就别调侃我们了，大帅有令，凡是校级以上军官，只记载军功，在部队分配战利品时一律不得兑现，到时候由大本营另行论功行赏，如有违反要受开除军籍的处分。”李春福和孙烈臣异口同声地说，“咱们国防军体制里都是如此，唯有您的骑1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