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时竹告诉他:“表面上大元帅之争只是地区之间的争论,但实际上,是同盟会与非同盟会的争论。同盟会认为武汉在军事上处于劣势,而且黎元洪本人不能到任,就没有理由和借口反对黄兴为大元帅;而非同盟会则认为这样一来,就变成了同盟会包办的选举,而且黄兴又是汉阳的败将,不配做全国革命省区的最高领导者。”
“按照我们后来的历史观点,坚持同盟会的领导权,使临时政府的主导权不落于旧官僚、立宪派手中应该是无可非议的事吧?”
“不见得,我们教育体系内用的那些教科书充满了意识形态的说教,很多话当不得真。”秦时竹给他举例子,“比如说,说到辛亥革命的不彻底性,通常会说那些旧官僚摇身一变就成了革命的都督,甚至拿程德全做例子,胡说什么用竹竿挑去屋檐上的几块瓦片就算是完成革命了,实际上呢?我想你也清楚,程德全其实是个很开明的人,挑去瓦片只不过宣示他除旧布新的决心,而不是所谓的摇身一变。”
“只有生活在这个时代,才能明白这个时代究竟需要什么。”葛洪义有些迷惑,“从革命道义上讲,我们应该支持黄兴,他是同盟会也就是革命派的代表,从我们现实的政治立场考虑,我们又不是同盟会阵营的,应该支持黎元洪才对,可是老黎对我们却是指手划脚的,令人讨厌,还不如黄兴他们客气。”
“你说的很对,但没有看见最根本的实质,黎元洪对我们下命令,是要争取我们。黄兴对我们客客气气也是要争取我们,只是手段不同而已。”秦时竹意味深长地说,“搞革命,不是越激烈越好,不是越彻底越好。到了一定阶段,该妥协的妥协,该停步的停步,革命只是手段。不是目地。”
“枉我受党教育多年,现在我甚至觉得张謇、程德全他们这批旧官僚反而比陈其美这些革命家要来得可爱,我更愿意与他们打交道,当然,黎元洪不在此列。”葛洪义觉得有些不好意思说这个话。
“这件事上,陈其美包括宋教仁等宗派观念很强,做法又欠妥当,以致于赞同的人少。非议的人多。所以,看人不能光看表面,也不能光看口号。张謇他们是旧官僚不错,但远不是我们所想像的那么恶劣。陈其美等人是革命者不错,也不是一好百好,至少争权夺利的事他没少干。”秦时竹告诫葛洪义,“不要用意识形态地有色眼镜来看待问题。不要因为我们受党的教育,就天然地倾向与同盟会,时代不同了,我们自己还有党。黎元洪对我们确实不敬,但那是他心虚的表现,我们要给他一点教训,但给完以后要支持他、架空他;黄兴那边也要应付。但不用很热情。千万不要把人民党混同于同盟会。”
“这个我明白,要采取现实主义。谁对我们有利我们就支持谁。”
“错了,谁对中华民族有利就支持谁,这才是爱国的现实主义。”秦时竹无奈地说,“其实我们完全可以联会各派力量将袁世凯推翻,自己建立共和国。但建立共和国后是不是一了百了呢?我看不见得,就是让孙中山做了总统,我们还是会打内战,而且是打着革命地旗号打,这将会更加惨烈、更加伤元气。”
“这倒是,同盟会内部派别林立、四分五裂,眼下有一个推翻清朝的共同目的,暂时还能团结起来,真的推翻帝制、建立共和,恐怕自己就要争夺起来,还是让老袁给他们一个教训好。”葛洪义挠了挠脑袋,“说来说去,还是要有一个团结的党,成为革命的中坚力量。都说*是抗战的中流砥柱,我想,这恐怕说的是*地抗战路线和战略是中流砥柱,而不是说*领导的武装力量是消灭敌人的中流砥柱吧。”
“这样想问题就对了。”秦时竹高兴地说,“一个党的伟大和力量,不在于他有多少党员,而在于他地党义、他的路线是不是代表了光明,是不是能带给国家以希望和新生,只要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