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世昌内调后,北洋第三镇也跟着回了关内,第六镇被调了出来,统制是吴禄贞,又过了些日子,根据朝廷编练新军36个镇的要求,锡良便想从第五镇和第六镇中抽出一部分人马,再加上部分协巡队和绿营合编成一个镇,任务就落在陈宦头上。
夏夜深深,奉天的天气可比四川凉爽多了,但陈宦仍毫无睡意,一个人在灯下不胜惆怅地回想到几年前搭臭鱼干船到四川的往事:他出身于湖北安陆县一个农家,家中只有母亲和哥哥,可哥哥经常虐待他,甚至用铁器打得他昏过去。此后他就离开了家,在武昌住过自强学堂,在北京住过南学,中过拔贡,住过武备学堂。他的叔祖陈学芬曾任学部尚书,通过这个关系,河南林学政请他代阅试卷,每月给以膏火银十六两,日子过得很是清贫。
1904年他却时来运转,做梦也没想到有人汇来八百两银子请他动身赴川,而汇款人居然是和他素不相识的四川总督锡良。后来得知,锡良要网罗军事人材,林学政就推荐了他,事前并未告诉他本人。拿到钱后,事母至孝的他立刻给了母亲700两,哥哥是个小人,见他有了钱又换面孔,这只能让他在心里更加鄙夷。在成都住下后,他当晚就到总督府挂号,次晚就有一个陌生人跑来看他,陈宦起初蒙在鼓里,等到第二天正式会见才知道这就是锡良本人。锡良对他很满意,当即派他充当四川讲武堂提调。不久锡良任云贵总督,他又到云贵讲武堂任监督。这次锡良到了东北,他也跟着来了,主持练兵工作,任督练公所参议——就是蒋百里以前的位子。更绝的是,昨天他上总督衙门拜访,锡良居然开中门迎接他,因为后者想保举他做新军统制。顾虑资格不够,还特地给陈宦捐了个四品京堂,事前却毫无告知。
锡良对自己的恩情不可谓不重,练兵一事当然要办好才行。但究竟怎么编却是件棘手之事。第五、六镇本来就是新军,但原本是北洋系统,多少和他有些面和心不和。至于由于人数不够还需要补充一部分旧军的考虑则更让他头痛:奉天旧军一共五路,他都视察过了,对其中的训练素质和精神状态也有所了解,但恰恰是这种了解却让他犯了难。以实力和战斗力来说,明显是前路和右路的部队要好一些,但这两路对编入新军的反应很冷淡,没有多少热情。
起先他百思不得其解,认为新军无论装备还是待遇都比旧军要强。总督现在重视新军,按理是众人求之不得的香饽饽才对,怎么会无动于衷?陈宦不是等闲之辈,很快就找明了原因——这两路旧军虽然是巡防营编制,但待遇和装备比新军并不差上多少,问了原委才知是两个统领自己出钱接济部下。而新军中存在地不正之风却是更加不见踪影,单论士兵和低级军官的实际待遇甚至还要更强于新军。
这种情况立即触动了陈宦敏感的神经。来奉天3个多月,他最着力的工作便是加以调查。虽然调查揭示的结果很正常:两路统领是前任总督和前任将军的红人,手里掌握着奉天最大产业地股份,秦时竹是辽阳公司的总后台,他老丈人更是赫赫有名的大财主,所以很容易解释巡防营获得的多余经费。但这种显而易见的“顺理成章”却引得陈宦阵阵不安:按大清惯例,统兵将领喝兵血、扣军饷是常态,能够将军饷如数发放已是凤毛麟角的稀罕事,像这般动用私财接济属下只有一个解释——野心!
所以,陈宦很自然而然地得出结论:秦时竹就是奉天的小袁世凯!
可即便按照思路去定调。陈宦也感觉老虎吃天无从下口。从社会关系上来看,秦时竹集团在奉天经营多年,势力盘根错节,在军、警、商、农、学各界中都广有人脉,光是辽阳实业每年上缴之税就占到奉天税赋的五分之一强,再加上与谘议局议员荣辱与共、休戚一体地利益体,动了就有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后果,不由得让他投鼠忌器。而更加危险的是,站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