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是让戴笠关注一下上海哪里的最新动态。
一些日本侨民引起的骚乱，不值得戴笠过多的关注，事件的初期都是由上海负责应对。
自从拿下锦州之后，东北大部已经掌握在日本人的手里，尽管奉天省除了临海之地，其它各处已经是荒无人烟。但是，吉林一带人还是不少。
如果把到手的土地直接划为日本领土，这显然行不通，会引起世界舆论的关注。
于是，日本人采取移花接木的手段，想要培植代理人。
最好的人选，当然是前朝皇帝赙仪莫属。
但是，这一行径也受到国际联盟为代表的国际社会普遍反对。
所以，日本人为了转移国际社会的视线，决定在上海这个国际大都市制造事端，把人们的视线从东北占领区，吸引到上海。
策划这一起阴谋的决策者很高端，除了日本关东军的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大佐之外，连东京的裕仁天皇文官党羽“十一人俱乐部”也参与其中。
而寻衅滋事这一个任务，则交给了历史上著名的女间谍川岛芳子，由她来策划引爆商海骚乱，以方便日本有关方面浑水摸鱼，把事件搞大。
这种挑起事端的事情，对于川岛芳子这名女间谍还真不是难事，略施手段让事态一不可收拾。
为扩大事端，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村井仓松，在1月21日要求商海市长吴铁城承诺，缉拿焚烧三友实业社的凶手之余，同时提出了无理的四项强硬要求：1、商海市长对日僧事件进行公开道歉；2、逮捕和处罚作案者；3、对被害者进行经济赔偿；4、取缔和解散商海以抗日救国会为的一切反日组织和团体。
1932年1月22日，日本驻商海第1遣外舰队司令盐泽幸一表恫吓性声明，声称商海市长如果对松井所提4点要求不做令日方满意答复，日本海军将采取“适当行动”。
“日僧事件”生后，日本海军以保护侨民为由先调兵遣将，向上海增派军舰。日本海军除“九·一八”事变后6续驶抵商海的军舰外，于1月21日从本土吴港派出巡洋舰“大井”号和第15驱逐队所属驱逐舰4艘运载第1特别海军6战队45o余人和大批军火，于23日抵达商海。
24日停泊于旅顺港的“能登吕”号特务舰（航母，1.4万吨，载机6架）也驶抵上海。
1月22日，日本政府开会，“决定立取适切手段，由大角岑生海相相机处置之”。
26日，海军省召开最高级会议，“决定在一二日之内挥实力，其方法如下：（一）驻沪兵力如不足，可遣第二舰队，（二）就地保护留沪日侨，（三）自吴淞至商海航路由日海军保护，（四）在吴淞口外拘留一切华籍轮船，（五）加派军舰到南京、汉口、广州、汕头、厦门等埠，并使浪人同时暴动。”日海军的军事行动得到了裕仁天皇的许可和批准，26日裕仁的最高军事会议在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亲王的主持下，训令在商海的盐泽幸一“行使自卫权利”。同日（26日）日本海军省又命令从日本国内急调第1水雷战队（旗舰“夕张”号巡洋舰率第22、第23、第3o驱逐队，共有驱逐舰12艘），运载第2特别海军6战队46o余人开沪，并于28日下午到达。
至此，日军在上海集结了军舰24艘，飞机2o余架，海军6战队183o余人及武装日侨三四千人，分布在日租界和黄浦江上。
1932年1月24日，日本特务机关派人放火焚烧了日本驻华公使重光葵在上海的住宅，诬称是中国人所为。27日，村井向上海市当局出最后通牒，限28日18时以前对四项要求给予满意答复，否则采取必要行动。
1月28日，日海军省又下令调航空母舰“加贺号”、“凤翔号”，巡洋舰“那珂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