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用、一意孤行，早晚有众叛亲离、凄惨收场的那一天。
但上官丞相明白从变法那天起，自己就踏上了一条不归路，因为变法触动了太多人的利益，改变了太多的祖宗成法。即便是成功了，还有可能重蹈卫鞅的覆辙，更别说若是失败了……还不得被那帮子权贵给撕了下酒？
所以他在一边咬牙坚持，一边苦苦思索问题到底出在哪里？
出在哪里呢？这也是后世政治家、史学家争论不休的问题。有人说是新法本身的痼疾；有人说新法是好的，只是下面人阳奉阴违、给执行坏了；还有人说，上官丞相太过自傲，不能团结群众，以至于众叛亲离、变法失败，等等等等，众说纷纭。
直到大学者王安石发表了《论上官云鹤变法失败疏》之后，终于获得了各方的认同，才算是形成了个官方说法：
王安石认为，有三方面原因，其一：‘上官云鹤变法’所针对的只是皮毛，却没有触及核心问题──‘支出太多’！
而支出太多则是因为朝廷冗官太多、军队空额太多。不针对到‘冗官’‘空额’，财政问题根本解决不了。但上官丞相的改革，反而是以增加国库收入为主，如此则不能解决财困。
馆陶的《改良邹议》上说的明白，除了‘开源‘还要‘节流’！通过裁汰政府冗员、缩减政府开支；通过严查军队空饷，减少军费开支。根据馆陶测算，如果节流做得好，军政开支至少会每年减少一千万两，国库又怎会拮据？
而现在上官丞相仅‘开源’不‘节流’，就好比向一个满是窟窿的水桶里注水，又怎能注满呢？
其二，政策本身也有致命缺点——拿 ‘青苗法‘之实行为例。青苗法规定凡州县各等民户，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可到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以补助耕作。
但实行起来却与理想相去悬绝。如果贫困民户自愿请贷官钱，尚有可说，但实际上却是地方官强迫农民互相担保后，再逐家摊派数目，称为‘散青苗’，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为了应付朝廷下达的任务，另一方面是为了保障秋后本息全部收回。
而在具体散派过程中，对象是中上之家而非贫下之户，盖因怕贫下户无力偿还，而人家中上之家还用得着借钱下苗、度春荒吗？
需要钱的得不到，不需要的却推不掉，这还谈什么惠民呢？
有人要说，这等好事儿为什么还要往外推呢？你以为不要还啊？
‘青苗法’中可规定，要收取利息二分，即是总额的百分之二十，就是说官府强借给人家一笔根本用不着的钱财或粮食，到秋里却要人家多还两成，这跟抢钱有什么区别？不比开征苛捐杂税文明到哪去。
至于其三，是因为陛下横空出世，使齐国国力遭到重创，形势雪上加霜，前两年攒下点家底，迅速消耗一空，变法自然无以为继……这有拍马屁之嫌，不说也罢。
所以权威说法便是前两条，没有第三条。
这篇文章一出，世人对王安石的评价陡升，许多高官显贵也许之为‘国器’，纷纷感叹道：‘假使上官丞相有临川先生的见识，天下属谁还未可知呢。’
但与王安石同时代的司马光认为，以上官丞相的见识，不可能只知道‘开源’，不知道‘节流’，之所以知而不为，是因为仅仅‘开源’都有那么大阻力了，若是再‘节流’、断人财路的话，恐怕会立时被愤怒的了达官贵族、文官武将给吃了！一天都变不下去……
司马光还认为，上官丞相很清楚其中的厉害，但他更清楚齐国国库已经空虚到何种程度，若是再不增加收入，不等秦国来打，自己就能崩溃。但他仍然义无反顾的做了，目的不是沉疴尽去，只是为了给这个濒临崩溃的国度续命罢了……
司马光深入上官丞相的灵魂深处，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