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的、下面的,全是有错综复杂人际关系的本地人,都不愿意重新丈地。
只有沿河那些倒楣村子,总共万把号人想要丈地,可他们连饭都吃不饱了,怎么读书、怎么做买卖,怎么在县里拥有话语权?
这根本不是那些身上连一件完好衣裳都没有老幼病残,在黄河沿岸看见他就乌泱泱跪地磕头,就能把问题解决掉的。
那的确是一种震撼人心的强大力量,可当金光万丈的知县老爷回到县衙,左懋第依然是孤军奋战,没有人和他一条心。
左懋第没能力丈量土地,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当个赖子。
上任三年,年年打报告让朝廷免除过去欠税,这当然不可能免掉。
但是对左懋第来说无所谓了,他本来就不是个追求‘应该’怎么做的人。
就好像在这个并没有那么流行守孝的年代,明明有能力够水准,却自愿错过两次乡试一样,他向来只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
朝廷要收的税,他收,有能力交税却想欠的,他追征,但没能力交税的,欠税了……欠着吧。
别人说你不催科,朝廷考校功绩的官员来了,你没有功绩,韩城就把你耽误了。
左懋第说那些人是真交不上税,即使我为了政绩派遣吏员催科拷打,也一样收不上税,反而害了人心和国家元气。
就算朝廷考功的官员不宽宥他,我心甘情愿。
所以左懋第的小小韩城,在他上任三年之后,欠了朝廷一万五千两。
他不光欠朝廷的,实际上自己的俸禄也搭给韩城了。
崇祯六年,全县受灾,他颁布捐俸劝赈法,自己带头捐了白银五十两的俸禄,一年白干。
随即走访全县二十八里排查,查出饿得奄奄一息者三千五百二十九人,在县中设立八个救济点,捱过一年寒冬。
到去年春季,饥民越来越多,指望捐俸劝导已经不能救助饥民了,便颁布各里赈各里法,要求县内二十八里各自赈济急需救济的乡邻饥民,一共五千二百人。
还有三百一十一个里甲不收的流浪汉,由县衙设粥厂赈济。
同时他又给全县饥民按照极贫、次贫、又次贫,分出三个等级共一万四千多人,造册上报,从陕西要到一千四百三十七两。
那年是乡试年,左懋第被选为陕西乡试考官,他治理的韩城仅一人中举,给他造成极大触动,内心深感不安。
“如此出色的我,治理韩城,居然没有一点崇文重教之风?”
回去他就在县中城里尊经社,选拔秀才,每月两次亲自给他们讲解经书,开重视教育之先河。
而对于学生里穷困人家,则从县衙拨款,每人给银一钱五分到两钱,以免因贫辍学。
因为韩城缺粮,左懋第上任的时候常平仓已经空了,为避免粮价暴涨,他用俸禄买了一百石粮,又号召乡绅富户捐了两千石,重新设立常平仓。
这笔支出,又让他两年白干。
不论如何,左懋第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士民一心,韩城依然处于坐吃山空的状态。
尽管他们都尽力,用了的种种举措,韩城贫苦百姓很少做贼。
可仗打到这个地步,经商富户的经济来源基本断绝,贫家田地粮食又一遭遭被贼寇祸害。
陕西的仗如果再打下去,韩城前途一片黑暗。
夜风凉了。
左懋第回过神,揉了揉发胀的眉心,目光聚焦在书信‘韩城一年免征赋税’的段落。
那张像铁关公一样的脸上不自觉露出笑容,心中也不免想到,免征赋税后韩城百姓得以休养生息的浮想联翩。
至少接下来,元帅府似乎没有侵扰韩城的意思,他们能得到难得的时机,来让土地恢复生机。
他甚至想借由元帅军之手,对韩城完成清丈田亩的工作。
这件事本地人来做阻力很大,对元帅府那些外来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