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带来高速的繁荣发展，也同样使长期受明王朝保护的封建土司经济，受到来自义军的均平思想冲击。
当元帅府开始均田分地，杨国龙已经统治了整个桃州，小小的八寨三万人，在快速扩张下成为二十八寨、三百七十部、十二万番民的大土司，单是登记在册把守四面八分隘口的番兵汉兵就有两千二百人。
尽管他自始至终都没有向元帅府上表纳贡表示臣服，却专门向河州派遣了一名头人，专门偷窥元帅府在河湟的文化、经济与土地政策，甚至还从百姓手里买了河湟种植的土豆和玉米。
就在去年秋天，河湟分地取得巨大丰收后的一个月，桃州卓尼土司就直接搬运了元帅府的均田政策与行政区划，一边拆大庙，一边同样编出五个镇、二十个乡、二百个保，把田地分给番民以乡保为单位进行集体耕作。
这倒不是杨国龙不能抵御属民压力，迷迷湖湖的东西就全盘照搬。
而是他拿着元帅府的土地政策看了整整一个月，发自内心地认同刘承宗的政策，并且认为这玩意比封建土司经济剥削属民更有效率……属于大家都很高兴。
他一户人家种十几亩地，他一年才能征上来一斗粮，不到五十斤。
而人家刘承宗就用了一点银子，一亩地就征上来快五十斤，给你银子你还得再从官府手里买其他的东西，银子又回去了，这他娘的是个什么盘剥效率？
怪不得人家靠十二万农民能养好几万常备军，他十二万人就只能养常备军两千二。
杨国龙疑惑了很久，他觉得不可能每个人都高兴，否则从前的老祖宗们早就这么干了，直到他仔仔细细研究了很久，才意识到想这么剥削百姓，需要的门槛儿非常高。
就一个铁制农具，就把九成土司都劝退了，根本不用考虑后面耕作、开采、制作的技术门槛，只有跨过这些门槛，还需要后续的良种、社学、兽医、医师、商贾等等专业人才的配合。
即使是以目前高度繁荣的卓泥土司领，很多地方也跟不上，但这一切对杨国龙的诱惑太大了。
最关键的是这种集体劳作、依照地势以村庄为单位有计划的生产方式，跟土司经济完全吻合，农田征粮食和猪，牧区征酥油和牛羊；林地征木材、木炭和土特产；还有产铁的村子就一年交铁锭二十斤，产金子的村庄就一年交金子二十两。
卓尼领地的头人们都是计划这些东西的行家！
这一切简直是绝配。
毕竟刘狮子本身就是个大土司，整个河湟实际上是他通过战争打掉了地主、僧人、官员、土司之后高度集权的产物。
杨国龙甚至还想学元帅府推广种痘，从秦州高价聘了一名痘医，但他的运气不好，那痘医才种了三个人就死了一个，畏罪逃回秦州，气得杨土司哇哇大叫。
不论如何，今年卓尼土司把桃州的土地统统均掉，在官寨里看着春耕，美滋滋等着秋天丰收盘剥属民，才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均田买赋，是要银子的。
哪怕那些银子可以通过经济手段回到土司手里，也是在短时间内需要大量银子的，卓泥土司家族是有些财产，但从哪儿搞来十几二十万两的白银买粮食啊？
就在杨国龙为大笔白银惶惶不可终日的时候，发生在隘口外面的战争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那里有十几万叛军，这些人在西征路上攻破了几十个县城，带着大量黄金白银没处花，杨国龙知道，他的机会来了。
叛军的各路首领通常无意于跟土司为敌，只要土司不出兵，他们也乐于井水不犯河水，专心与官军周旋，不过在这里头有个首领比较特殊，就是西营的八大王张献忠。
因为别人都带家卷、有民夫，只有张献忠实行的是绝对精兵政策，他的民夫都是就地强征，东西运到就打发人滚蛋，绝不养闲人。
这种法子在过去还行得通，可到了秦岭西段，没有城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