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非全军上下都很清楚撤退的目的，知道主帅是在示弱。
孙子兵法上说，兵者诡道，是故，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
战争存在以少胜多，但从来没有以弱胜强，大踏步撤退是示弱，目的让敌人轻视，欺骗对手以获取机会，在局部形成以强击弱的形势。
但示弱的重要前提是‘能’，如果本身‘不能’，那就不是示弱，而是真弱。
斩杀来使却打不过，是逞强;大军撤退却没有后手，是逃跑。
跑来跑去，人累疲了、马累乏了、士气也遛没了，刘承宗判断，在狼狈奔逃数日之后，察哈尔三万大军将完全丧失同卫拉特联军野战的能力。
虎墩兔剩下的选择就是继续跑，直到跑不动被卫拉特联军追上，如果虎墩兔真的没有准备后手，曾经全蒙古的正统汗庭察哈尔，将会在部众奔离中烟消云散
而刘向禹的分析却跟军事经验无关，他说道:“虎酋于国师都给帅府送过几次信，国师送了两次，第一次是问你要婆姨不要，第二次送来卫拉特诸部贵族适婚女子的情况。”
刘向禹摊手道:“反观虎酋，送信三次，言辞一次比一次急，但都是一个意思，催促南朝小王速来助战。”
坐在父亲身旁的南朝小王痛苦地揉了揉额头，俯身拢着脚旁小钻风身上光滑的黑毛:“还是得救救他。”
刘向禹摇摇头，却不像是反对他这句话，只是端着烟斗无奈道:“国师已向金国汗俯首称臣。’
听见这句话，刘承宗的眉头狠狠一跳:“什么时候的事，父亲如何知晓?”
“金国汗给你的国书上提到了。
说着，刘向禹指向桌上堆得像小山般的文书，从里面抽出国书，静静推过来，道:“金国汗以长子豪格为使传送国书，你看看。”
刘承宗向书信看去，国书是一封纸信，很普通的铅山纸，篇幅不长，格式严谨，书写字体也是标准的馆阁体，看上去非常舒服。
书信写于天聪七年二月，金国汗致书西海王。
西北诸帅起兵皆因明政紊乱，激而成变，我国亦如此。
两国遥隔山河，却常闻西国攻取战胜之功，过去察哈尔频扰边墙，亦为金国死敌，今察哈尔被我国驱至彼处，西海王不宜接纳，若能将之逐回必有厚报。
前番和硕特国师已向我国遣使通贡，今大王与我俱以明国为敌，合当协谋同力永结世好，我有结盟至诚之意，不知尊意如何，唯翘首以盼大王书使前来。
“这封信写于二月。’
刘承宗看罢书信，对父亲笑道:“金国汗与国师汗，都远比虎墩兔更有王者气度。’
崇祯六年的二月，是非常重要的时间节点，那时刘承宗刚刚起兵东征，消息不可能传到黄台吉的耳朵里。
元帅府尚未取得与朝廷西北会战的胜利，信中所谓攻取战胜之功，至多不过是一刷贺虎臣或客套话罢了。
就跟刘承宗此前的预想一样，这次金国派遣使者，未必是为他而来，重点在于消灭虎墩兔。
黄台吉派出长子前来，很可能就是为安抚这种次要地位的轻视感。
刘承宗将国书置于一旁，对父亲笑道:“大，你见过豪格，觉得他怎么样?”
“很聪明，不过我不知道这是他聪明，还是黄台吉聪明。”
刘向禹道:“拜见我时以见长辈的礼仪跪拜，不讲两国之事，到像是在攀亲，他比你大一岁，提到你却必称兄长，格外敬重。”
刘承宗暗笑一声，这事他在还师经过西宁时就已经知道了。
在西宁他召见了三名总兵，打听过金国的事，杨麒等人都有蓟辽任职的经历，对建州及金国都多少有些了解。
从建州到金国，在努尔哈赤军事实力逐步膨胀的同时，政治联姻的笼络手段也格外高超，再加上收继婚的习俗，亲缘关系格外复杂，说到攀亲，金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