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岔开话题：“我部所议：在五服之内，皆当隐匿；五服之外，唯有师生可隐匿。”
孔子所谓：“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从唐律起，“亲亲得相隐匿”就正式成为了重要的司法原则，写在法律之中。在后世看起来是“窝藏罪”的罪行，在礼法社会却是理所当然的“直”。
如果儿子告发父亲，还可能承担比父亲本罪更重的罪。比如父亲偷盗，判徒一年；若是儿子告发，则有悖人伦，要判流放三千里充军。
在明律中，自然也有相关规定，但司法实践中却有些模糊。比如汉宣帝时候，卑幼首匿尊长不负刑事责任；尊长首匿卑幼，死刑以外的不负刑事责任。唐律中也有谋反、谋大逆、谋叛等十恶重罪不得适用“亲亲相隐”之条。
“五服相隐是否太广了些？”徐梁问道。
这里的五服指的五等丧服，也是区别亲属关系远近的标识。最重的是斩衰，用最粗的生麻制布做成，断处外露不缉边，表示毫不修饰以尽哀痛，服期三年，为至亲所服。其次有齐衰、大功、小功、缌麻，依次减等，代表亲戚关系渐渐淡化。也就是说，在如今这个时代，同五世祖的亲属丧期，还要穿素服、以尺布缠头，但到了同六世祖的亲戚，便无服了。
故《礼记。大传》云：“四世而缌，服之穷也，五世袒免，杀同姓也，六世亲属竭矣。”
这些放在文案里说明，往往看得让人头疼，然而真的碰上事情，百姓却都十分清楚，而且若有人穿错了服，还会被邻里乡亲嘲笑。李明睿采用“五服”论，也是借助这种深厚的风俗传统，轻松地解决了民法中关于近亲属、利害相关人等定义。
“其中另有分别，臣当撰文以进。”李明睿只是大致道：“死罪只在齐衰以内，十恶之罪只在斩衰。亲属之间犯罪，以卑幼犯尊长者，不得用为相隐；其他为近亲可隐，为远亲不得隐。”
“造反都可以隐匿不罪？”徐梁一皱眉。
“十恶之罪若是检举，可以减免主犯罪等；相为隐匿则不为罪。”李明睿道：“盖因天伦不压人伦之故。”
父母与子女是天伦，君臣只是人伦，在明人眼中，唐律给十恶大罪开出的后门补丁纯粹是以人伦犯天伦，属于非礼。
徐梁没有多争执，道：“株连之法可以废，但财产问题如何处置？”
亲亲隐匿的结果就是株连、夷族这类的酷法全面取消。徐梁不在意少杀那么几个人，关键问题在于犯罪财产如何充公。像李三才那样，一方面自己当清官骂皇帝，一方面他儿子聚敛百万家财，徐梁是无论如何不舍得放过这种人的。
“若是分家析产，则各自为判；若是并无分家，则为视其私产。”李明睿声音渐低，显然有些缺乏底气。
“某人犯罪，该当罚金三千两。若是其父尚在，其何来家产当罚？”徐梁问道。
直系尊长在世，子女不可能有名下财产，最多就是例银存下的私房钱。如果子女在父母在世时敢说分家析产，直接就被官府治罪了，都不用父母告他们忤逆。
李明睿的问题就在这里，如果不株连，罚金刑的执行力度就有很大的漏洞。
“我给你出个主意，你们回去议以议。”徐梁道：“民商法里有无限连带责任，若是引入斩衰之例，则何如。”
徐梁在整理记录自己初高中数理化知识的时候，总是觉得自己在啃最硬的骨头，一直安慰自己：只要把这辆重车推上轨道，日后的吏治整顿和法治改革就要轻松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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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真正整顿吏治的时候，却发现自己能做的已经很少了，除了完善考成法、合理分配工作任务、增加官吏人数、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