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座的不论是内阁大学士，还是中书舍人，都是大明帝国真正的精英。不过这些精英，在进入内阁值房，与陛下处理政务有所交集之后，才知道自己与皇帝的差距到底有多大。
他们最为擅长的之乎者也对于治国根本没有多大的帮助。
而那些在他们看来，根本算不得什么本事的微末之计，在陛下那里却显得那么重要。
那些细致的情报，可以准确的连多尔衮每日睡了几个女人，每顿吃多少饭菜都记在的清清楚楚。更不要说，那透风的跟筛子一般的朝堂，几乎任何信息，都能在半月之内知道的清清楚楚。
“满清也配与我大明写国书。”李邦华愤慨的说道：“我们应该标明内阁的立场，将所谓的使者赶回去。”
“我的心情与李大人几乎相同，可有些事情似乎要走程序。”程贤摇摇头说道：“我们内阁可以有自己的态度，但是起码要票拟吧。”
内阁最初只是个秘书机构，之所以能够夺权，正是因为“票拟”的存在。虽然从法律而言，皇帝可以完全不顾“票拟”，以中旨行事，但结果肯定会遭到群臣抵制，再被六科给事中封驳，丢人现眼，贻笑百年。
在三杨主政时期，以及弘治、嘉靖、万历诸朝，只要首辅强势，票拟就能直接转为皇帝的“御批”。
想当年景泰帝欲易立太子，甚至得先行贿赂内阁大臣，才让手诏成功地换成了票拟。
崇祯一朝中旨凌驾票拟，还得感谢天启时候的魏忠贤擅权。后来文官操守尽丧，后期的阁老根本不愿承担责任，声称“只为票拟，不为宰相”，冯元飙因此而直言说：“夫中外之责，孰大于票拟。”
现在国家既然还设立内阁，无论皇帝如何强势，甚至是将皇权握在手中，但票拟大权仍旧是内阁的。大明有君尊臣卑，但绝对不可能有满清那般主命奴从。
现在绝不是遏制君权，扩张臣权的时候。所以票拟的定稿，非但要符合大明社稷的利益，还要符合士大夫的价值观，最后才是让皇帝能够认同。
内阁众人商议良久，终于拿出一份在各方面都过得去票拟，命舍人誊抄之后封印送往太原。
简单来说，内阁的意见是：不同意开运河，但允许“因粮换人”，在固定的地方以固定的粮食换取百姓。
快马在金陵、太原跑了个来回，带回来的批语却是：东虏乃建州叛民，不当以国论。国家可受其降书，诛杀首恶，宽宥平民。
如此看来，在这个问题上皇权和臣权就此发生了冲突。不过这种事不同于关切自身利益的《税法》，所以没有拉锯讨论的价值。
李邦华与程贤两人很快定下基调，以皇帝令旨重新票拟，走完了法定程序，交由司礼监送呈皇帝御批。
五月，太原行辕迁到了真定府，由总训、总参、第一师参谋部组成了真定行辕，负责北线战事。在有了整个河南作为后盾之后，更多的民力被利用起来，每过一天都有新的进展。
徐梁自登基称帝以来，亲临一线战场的机会自然也就少了许多。高燕和徐敬业因缘际会走到了军中一线大佬的位置，身份和地位在军中无比尊崇，但是感觉最为快乐的时光，还是在徐梁手底下做个小官的日子。
现在想来，那些岁月，虽然硝烟弥漫，战火纷飞，但是每每听到陛下的教诲，总是感觉心里无比温暖，上战场杀贼也有近。
可如今不一样了，陛下虽然在自己的身后，但每一场大战下来，要自己拿主意。一个失误，便可能数万人的战死，搞得不论是高燕还是徐敬业每日都战战兢兢，不敢有丝毫的大意。
如今能再次面见皇帝，聆听皇帝的教诲，两个人的情绪都很高涨。高燕准备的齐全，来的很是从容，徐敬业却是风尘仆仆，显然是得到消息后星夜前来。
高燕此来有报功的打算。洪承畴将进攻重点放在了真定和深州一线，都是他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