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边说了历史是轮回的，也是分分合合的。
一个国家经历一个大的阶段的沉浮之后，必然会转换风格和方向。
这体现在政治，军事和经济中心上。
作为一国都城。
华夏历史上，都城的转换也经历了若干次。
别的不说，就说眼前的汉晋时代。
刚刚也经历了都城的转换，从原来的长安，迁到了中原腹地的洛阳。
本来在洛阳也是极好的。
但是一个大的阶段，如果一个首都处于国家中心地带，只是地缘上的中心，其实对一个国家来说并不好。
因为一个国家的长久稳定，是要通过威震四方，让周边的异族臣服来实现的。
现在晋朝面临的最大威胁，正是来自于长安以西，和燕门以北，就是长城以北，和黄河中游一带。
如果此时，将权力中心内移到洛阳，别的不说，面对异族入侵，帝王不能及时地进行阻击，将会令边境面临岌岌可危的境地。
古代总是有句话：天子守国门。
讲的就是这个道理。
如果晋朝统一天下之后，能将国都定在长安，那将会令西晋更加安定。
可是当初晋武帝司马炎并没有这样做，虽然有他的道理和当时的形势所迫，但是却也为晋朝埋下了祸根。
现在如果懂历史的，都知道后世有大明王朝。
朱元璋最初虽定都南京，也是远离北边的蒙古后裔，但是他却派了一个最得力的王子朱棣，也就是后来的明成祖，替他在北境守着门户，也不时地攻击和骚扰逃向漠北的蒙古人。
他并没有忘记蒙古，甚至一直保持着警惕和进攻模式。
这才为大明王朝，正式成为华夏历史上，由汉人王朝建立起来的大一统的国家奠定了基础。
否则，大明也会如同西晋和两宋一样。
大家看，两宋也是这样，他们的皇帝并没有将国都定在国门边缘，也是像西晋一样定在中原腹地。
北宋的国都是开封，几乎与洛阳同在一个地理位置上。
那么再来看。
魏晋时代，统治者没有信心可以制衡新兴的匈奴和鲜卑诸族，于是将权力中心仍然保留在洛阳。
这也是一个不用争议的事实。
但是那个年代，帝国的最大威胁毕竟仍是西方。
于是在数百年之后，随唐结束了混乱，形成了历史上强势的大一统王朝，于是又将权力中心恢复到了长安。
但那也是长安和咸阳一带，作为华夏权力中心最后的辉煌。
从那以后，长安一带，终于在华夏史上落下了最后一段华丽的一乐章。
直五代以后，中原王朝再也没有恢复像汉唐一样的大帝国。
司马衷对于历史研究地透彻，于是便也决定了他的目光不只是局限于眼前。
他不只是要平定天下恢复西晋王朝的稳定和统一，他更要将整个华夏推向权力高峰，以至于于开疆拓土，成为比后世的蒙古帝国更强大的帝国。
可惜他的心思，司马颗不懂。
司马颗的心思，他却摸得门清。
这就像是找麻将或者纸牌一样。
司马颗是明牌，司马衷却是暗杠。
二人极不均衡和公平。
这也注定了二人的下场和结局。
不过司马颗此时，还没有受到司马衷的威胁和反攻，他却得到了洛阳来的消息，气得他差点吐血。
司马越在洛阳，居然假借惠帝之名，将仆射荀籓、司隶刘暾、太常郑球、河南尹周馥与其一等遗留在洛阳的官员，称之为洛阳京都留台，大行帝王承制行事，并对外号称为东西台焉。
就这样。
又过了一段时间。
司马越借留台官员之手，对天下进行大赦，改元复为永安。
但对外，他却宣称，这一切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