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之所以能够在西方占据社会主流近四百年，其审时度势杀伐果断的内涵功不可没，当发现明显的亏损时，它们会毫不犹豫的丢卒保车，丢车保帅，会忍痛断腕止损。普特南都没等全部去了解到底发生了什么，就下令，保安主任先停职，东方馆主管也立即停职，并把这俩人先送到警署里“隔离”开来。
刑侦警察到那里几乎也是走了个过场，坎贝尔的应急公关手段来的还是很快的，不到几小时，就告诉警察，那幅原作存放在博物馆地下保险库里，当时是因为与具体办事人员沟通不够，忘记通知具体办事人员了。于是，这场“被”盗窃的闹剧也就很快收场了，可是传出去的消息却是不胫而走，对大都会的名誉可谓是一个重大的打击，各大媒体都就此事展开了讨论，他们议论的不是说大都会博物馆如何如何，而是议论的当今的管理团队和人员如何如何，这就把矛头直接指向了具体办事的，从而引发了对大都会近年来经营上的“亏损”讨论，进而发展到怀疑这些人是不是在中饱私囊，是不是在假公济私，是不是在消费历史的荣誉。
巴克法官得到了刑侦警察约翰森的结论报告后，并没有轻易的就让约翰森销案，因为，制造假的画作，在没有注明的情况下还挂在博物馆里，这是不能被允许的，同样是对公众的欺诈行为，所有，虽然这个刑事案件不是那么激烈和血腥，可是，作为一个案子还是挂在警方那里，这明显就是要那边的幕后人给个交代。
由于找到了原件，刑事鉴识科学实验室的工作人员再次前往去鉴证，地点还是那里，只不过是把布鲁斯伪造的那幅画拆下去，换上原来的那幅画就是了，似乎一切都是在复制那天的情景，可这一次时间就没有那么短了，整整折腾了一天，直到下午四点多，鉴定小组才撤离。还是老规矩，鉴定小组的人员都不说话，组长理查德也只说了一句，“你们会看到结论报告的”，随即就离去。
报告是三天后出来的，当巴克法官看到那个报告的时候，他不得不佩服华人在防伪这一块下的功夫是真的很深，甚至用“深到骨头里”来形容都不为过。把一件艺术品用物理量化的一些数据来区别真假，这让常年在审理艺术品纠纷案件中头疼的巴克开了眼界，也算是服气了。他不知道的是，其实，这种防伪技术早在唐宋年间就开始了，到了宋代流行的“交子”，用的防伪技术更是比西方的密押方式提前了近千年，所以，从宋朝开始的收藏热后，历史上假冒伪劣的东西还真是不多见，直到晚清末年的时候，也是受到西方洋人的市场追捧，在华夏才开始出现了一批仿冒者，出现了一批制作赝品的高手，而在这之前，哪怕是就是仿制，那也是要在款识上署名的，比如在乾隆年间仿制“宣德炉”，康熙年间仿制珐琅彩等等，那都是有说明，有款识的，与当代的仿古艺术品生产在性质上一样。
丽萨提供给法官的各种物理数据包括了纸张的产地和成分，包括了印制时使用的颜料的成分，包括了印章印油的成分和特殊物资的含量，还有就是水印版师傅在加工时刻意留下来的一些暗记，这也是行内的规矩，是用来区别其他版式的特殊标记，这就好像一个孩子出生的时候保留下来的胎记，无论走到哪里，这个胎记就是认定的重要依据。在早时年间，几乎所有的匠人都有这样的习惯，目的也就是为了区别，可以说，华人在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上是另辟蹊径的。
拿着这么详细的标准数据，刑事鉴识科学实验室的那些工作人员也就是按部就班的去对证，一项项的完成，结果自然是全都符合，至此，那幅画的结论有了。
布鲁斯想搞鱼目混珠，殊不知人家上去一对证就发现不是那么回事，你给我看的压根就不是当场交易的那张，这是个什么性质的问题？你还不承认是替换了，那么好，理查德自然就向警方报案了，可以说，布鲁斯的行为完全是自作自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