并且只能停留在自身之内没有孕育出对立的直接的统一。因此，这应是一个＂持续的帝国＂。但是，正因为在自身中它泯灭了对立，对立就在固定的国家秩序之外从天而降。＂一方面所看到的是持续，固定的东西，与此同时，另一方面所看到的则是对此的随心所欲地破坏。……这样，极为放纵的随意性就与不允许有任何东西的分离，禁止一切独自性东西的形成这种强大的权力构造结成一体。＂因此，这种乍看起来其固无比的王朝，一旦遇到像蛮族入侵这种外部的冲击，一下子就分崩离析。但是，新的王朝也因仍旧是在同一基础上产生的，并采取完全相同的结构，所以也只能完全重复同样的命运。尽管王朝频频更替，但是，中国历史的＂非历史性＂并不是因为内部有分裂，恰恰相反，是因为内部完全没有分化。黑格尔的这种解释可以说是入木三分。
那么，中国历史的这种特性与中国历史中儒学的地位难道没有密切关系吗？不管儒学的起源考证性研究如何，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儒学，是通过战国时代诸子百家争论逐渐形成体系，经过秦到前汉，随着统一的国家秩序大体上产生，武帝（公元前140年即位）之时，它作为官学开始占据了独尊的地位。儒学把子对父的服从置于一切人伦的出发点上，在与父子的类比中，在上下尊卑关系中，使君主、夫妇、长幼（兄弟）等这种特殊的人际关系结合起来，强调严格的＂区别＂。儒学的这种道德，对于由＂帝王之父的关怀和不脱离道德家族圈从而不能获得任何市民独立自由的儿子之臣下精神＂所构成的庞大汉朝帝国来说，大概是最为合拍的思想体系。前汉以后，王莽、后汉、三国、两晋、南北朝，隋、唐，宋、元，明、清等先后王朝，兴兴灭灭。但是，不管有多少盛衰，儒学却总是依靠新王朝而确保了国教的权威。一般认为，这与作为儒学道德产生之前题的中国社会关系不断再生产这一事实分不开。在此，能够与儒学对抗的思想体系一直到清代都未曾兴起。如果把宗教思想除外，中国学术思想的发展，可以说只是在儒学思想内部进行的。与中华帝国一样，中国学术思想亦未曾体验过真正的思想对立。从近代开始，当国际性压力渐渐使现代性，市民性的东西渗透到中国社会的时候，儒学第一次直面到了三民主义这种与自己完全不同系统的社会思想。”（中译本《日本政治思想史研究》丸山真男著王中江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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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丸山真男的论述，已知中国历史的特性。正是父权家长制社会的政治结构，适应了儒学的那套方法与理论；也正是儒学的那套思维方法与道德政治理论，是父权家长制文化土壤里生长并渐渐成熟。由此，儒学思想并深深地浸透了那种社会结构的方方面面。
根据马克思主义学说，社会意识依赖并反映社会存在。社会意识是人们对社会物质生活条件和过程的反映。有什么样的社会存在，就会有什么样的社会意识。社会意识的形式多种多样，但它们的内容都是源于社会存在，反映社会存在。
社会意识依赖并反映社会存在，同时又具有相对独立性，这种独立性表现在社会意识同社会存在之间变化发展的不完全同步性。有两种情形：一种情形是社会意识往往落后于社会存在，当社会存在变化以后，后来的社会意识在一定时期内还会继续存在，并起作用。另一种情形是先进的社会意识，能在一定程度上预见社会发展趋势。
而哲学是社会意识的一种形式，哲学所反映的社会意识，也存在有进步与落后的意识。
恩格斯指：“政治，法律，哲学，宗教，文化，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但是，它们又都互相影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506页，人民出版社）
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各种社会意识形式的互相影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