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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易大发现》(六十八)(1 / 3)

卷五:发现了《周易》学术

第四章:《易传》后的“易学”,是对《易经》(今本《周易》加易传)的学术

第十二节:明代王阳明”易学”上的歪理邪说

历史进入明朝后,也有一位大儒王阳明,其“易学”上也有说法。王阳明虽不是易学家,但受《易》匪浅。王阳明(1472—1529)的哲学思想表现在《传习录》里。王阳明的哲学成就是“心学”以及“知行合一”学说。王阳明的“心学”,心即是理。由“心”到“致良知”的修养。“良知”就是“天理”,天理不外是儒家的道德政治观,即仁义礼智,忠孝悌信的封建道德秩序规范。因宋代的理学家们所认为封建伦理是客观存在的道德法则,把它叫作“天理”。

如何由“心”到“良知”、“天理”的贯通,就是“知行合一”的方法。不仅光有口号、思想(“知”),而且要付诸于行动,既不能是满口仁义道德,而实际行诸的是男盗女娼。

既然“良知”是仁义道德,而行动就应按仁义道德去付诸。这是王的“心学”内涵,这也是先秦儒学传统的内涵。王阳明想以“心学”构建仁义道德之国,无疑于类似“上帝之国”的一种幻想。当然帝王官僚统治者,不会真的去行“仁义道德”,那只是他们教育被统治者做良民、顺民的法宝而已。

最代表王阳明的“心学”内涵的是一则“心花”(山中盛开的花树)之说。王阳明的“心花”说,按近代西方哲学流派来分,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王阳明“心花”之说其意,犹似物质的存在是依赖于人的意识。

物质被意识所反映,当然没有人类的意识,就无从谈起反映与认识事物。但不等于物质是有人类的意识所决定,物质并不依人的意识而存在着,即并不由人类的意识反映或不反映,而这个宇宙是存在着的,若连存在就没有了,那么人也就不会存在着了。若没有人类存在的赖以生存的物质环境,何谈人的意识呢?“人”本身也是“物质”,不过人类发展到文明时代有了文字,可把人的思想意识用“文字”这一载体记录下来。人体是人思想意识的载体,载体不存意识何来。物质与意识,是一个依存的关系。当然人没有了思想意识,就行同于“物”没什么两样的。故对物质与意识的关系应当辩证的看待。

不过王阳明的“心学”在历史中虽有其价值,可惜并没有体现其价值。虽是排朱子之学,但王的“心学”未能引向主体精神的自我觉醒,反而指向致“良知”的“天理”上去了,完全与封建的伦理道德政治学贯彻一起了,也就失去了反朱学的价值,而最终走向殊途同归的封建儒学体系上去了。再者王阳明所讲的”存天理,去人欲”与朱熹所讲”存天理,灭人欲”并没有本质的区别。故王阳明的“心学”是开不出“科学”与“民主”的花果来。

而王阳明对《易》的说法,可是“易学”史里最奇特的说法。看这位大儒,中国古代的哲学家是如何对《周易》的认识。

《传习录》里有这样的说法:“问:‘《易》,朱子主卜筮,程《传》主理,何如?’先生曰:‘卜筮是理,理亦是卜筮,天下之理孰有大于卜筮者乎?只为后世将卜筮专主在占卦上看了,所以看得卜筮似小艺,不知今之师友问答,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之类,皆是卜筮。卜筮者,不过求决狐疑,神明吾心而己,《易》是问诸天,人有疑,自信不及,故以《易》问天。谓人心有尚有所涉,惟天下不容伪耳。”(《传习录》王阳明撰,下卷)

这是学人向王阳明问,朱熹把《周易》讲成卜筮的东西,而程颐认为《周易》是阐明道理的书。为何出现这种分歧的说法呢?而王阳明对这种疑问的问答,可不是如同今天的一种调侃的那种说法,而是正儿八经的做学问。王阳明的这种解释,难道在他心里就没有了是非原则的对事物判定的标准了吗?难道卜筮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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