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与“家”者。即实际拥有地盘的大大小小的王国。而劳动者是大大小小王国里的“子民”，即统治者施爱的对象。但大大小小的王国里都是施行的是“家长制”体制。而“君子”本身在专制下同样面临着凶险，这《坎》就是为“君子”敲响的警钟，也是警示录。这里的坎坷凶险是为君子讲述的。
“来之坎，坎险且枕，人于坎窞，勿用。”
本段已然是从“坎”的反面讲述应注意防范不幸的发生。“枕”：枕头，临近，靠近之意。此句意思“行走在这坎坷的路途上，坎坷险恶，且随时就会来到身边，一旦陷于险境，也就没有能力所用。”
《周易》作者用睿智的眼光看得人生命运上的坎坷。这种坎坷是作者从社会历史与现实所得出的，作者更清楚的认识到“坎”的社会因素。这依然是为君子讲述的政治道理。为君子讲述为何坎坷险恶随时来到身边呢？在作者生活的时代里，已是一个较为成熟的官僚制度社会，而官道路途已是一个高风险的路途。因为那时，无论是周王，或是诸侯国君，都是处于家长制的政治体制。为官之道犹如“履虎尾”。作者不难从历史或现实中取得的认识经验。事实上《周易》以后的王权时代，或是后封建社会里的帝王时代，专制越来越更甚于以往。对做官的来说是“坎险且枕”，即“坎坷险恶随时就会来到身边”。这是非常真实的写照。而中国古代思想家们，也从不去设计改造这条险恶之路。即不从制度上去设计改造这条诱人死亡的官道成为平坦无险的政治途径。那也许就没有了那些作福作威一显做官者与百姓的不同。所以无论是先秦，或是后封建社会；也无论是儒家，或是道家。他们找到的是“道德自束”来规避那种风险与不幸。正是《周易》作者最早从个人品质上去修省作为规避官道上的风险的法宝。即从个人品德上的完善，而规避政治上的风险。即“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的这种道德的说教。以宣教自我内心的道德修养，来抵制外界强大的名利诱惑。也就形成了中国当官者双重人格的形成。所以才形成那些满嘴仁义道德，却一肚子男盗女娼的口是心非者。口里说一套，而心里是另想一套；台面上讲一套，而台下是另做的一套。故靠道德说教是无法使官吏抵御世俗权利与财富的诱惑。道德治国论在专制权力面前从来就是苍白无力的，只是为统治者愚弄百姓的把戏而已。只有主体平等了，才彰显道德的功能。
“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
“樽”；酒具。“簋（guǐ）”：古代盛放饭食的器皿。“牖（you）”：古代中室与堂之间的窗子；后泛指窗；此处应指室内。“缶（fou）”：古代一种大肚子小口儿的瓦器。
本段意思是“一尊酒，两器具的事物，用瓦器盛着，节俭而用，自己开导自己，最终没有害咎。”
《周易》作者最早给统治者设计的是从“道德”上来规避险恶，而不是从制度上去设计。这里讲的如后来道家的思想，也如苦修士的生活方式，来抵御名利的诱惑。去规避那“不做高官不害怕，不享荣华心不惊”的政治风险。单靠道德说教最终不是办法，也阻挡不了多少人想十年寒窗而憧憬那“黄金屋”与“颜如玉”的诱惑，而成为人上人。规避不是办法，直面才是出路。可中国几千年的儒者苦苦不能寻找到一条无风无险的政治途径，及长治久安的太平制度。
我们的《周易》作者只能睿智的从经验上提出这个世界上最早的“道德修省”的政治理念，来规避政治风险。这就是“樽酒，簋贰，用缶，纳约自牖，终无咎”的含义。可这对统治者以道德宣教，想使他们自觉觉悟是根本不可能的。
“坎不盈，祗既平，无咎。”
“盈”:引申为圆满无缺。“祗”:小丘。
本段意是“人生的路途坎坷，不能圆满；既有山丘，且又有平川，这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