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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学评论》(六十九)(1 / 6)

中卷:帝制时期”易学”评论

第六篇:明清”易学”评论

第3章:评清代”易学”

第四节:评清代其它诸家易学

毛奇龄(1623年-1716年)的“《推易始未》四卷,综核卦变之著作,举春秋内外传中,有得于筮占者汇编成书,汉晋以后占筮有合于古法者亦随类附于其后。”

毛已然是考辩的春秋与汉晋以后的筮卜方法,那均是八卦占筮术上的东西,即是六十四画符号派生出的卦术,与《周易》是风马牛不相及。

而胡渭(1633-1714)作《易图明辩》解释“易卦”与“蓍筮”的关系,是用中国古代哲学上的一对范畴,“体用”关系释之(这是导致今天“易学”上的错误认为,往往称其“易学理论与应用”,这应用就是指“算卦”)。那本身是“八卦筮卜术”上的东西来,而胡渭的《易图明辩》却成了《周易》上的东西,这就非常错误了。可胡渭把“卦”看作是《周易》的根本,即“体”了,而“蓍”起卦占卜才是“用”。

实际“卦”不是《周易》一书里的东西,《周易》一书里既无卦字,又无卦说。“卦”学是史巫从六十四画符号上派生出的筮卜术,与《周易》所反映的义理内容是风马牛不相及。若把卦术从史巫附加在《周易》头上剥离开来说“卦学”,胡谓说的“体用”关系就另当别论了。

胡渭论《易》(指《周易》加《易传》:“伏羲有画而无辞,文王系‘彖’,周公系‘爻’,孔子作《十巽》,皆递相发挥,以尽其义’,故曰:‘圣人之情见乎辞。辞者,所以明象数之难明者也。’”

胡对《易》的认识是停留在汉人的观点上,即“四圣”说。

“且《易》之所谓象数,蓍卦焉而己。卦主象,蓍主数”。

这就是胡渭认为的卦是《易》之“体”,而蓍是《易》之“用”的说法。

“按:象,辞,变,占四者,说《易》之纲领也,伊川归重于辞,平奄因之,愚则谓辞本乎象,象尤不可忽,故夫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其言。又曰:八卦以象者,爻彖以情言。”

胡渭强调“谓辞本乎象”,认为程颐重于辞而勿视了象,这恰恰是胡渭的错误认识。“象数”皆为后学,言辞才能达义。而正是“象”说才偏离了《周易》的本义。胡谓已然认为四圣做《易》,又认为辞是明象之用的,也就是释卦象的。也就是说《周易》一书是先有”象”而后附”辞”。这种说法是以讹传讹而已。

而胡渭的《易图明辨》里考辨、易学图说,又是何意呢?既然也认为卦主”象”,蓍主”数”,那么“易学”上的各种图说,皆是卦象之产物,都是从“八卦”卦学里发展出的”象数”学,同理是受《易传》里的《系辞》和《说卦》这些“易学”影响,后封建的”象数易”学皆源自《系辞》与《说卦》里的思想,又何必考辨谁对谁错呢?谁宗谁末呢?

本身胡渭也是以讹传讹,从《系辞》、《说卦》里的讹,而考论陈抟、刘牧“图”说的讹,岂知自己又不是讹呢?本身胡渭同样认为《易》是四圣之为,又强调《易》之象数,那么考论陈抟、刘牧的“图”说,而比之“譬诸田功,圣人之《易》,五谷也,希夷之《易》,荑稗也;牧之《易》,进不可穷理以尽性,退不可养生以尽年,徒为稂莠而已矣。”

而恰恰希夷与刘牧的“图”说皆来自胡渭所认为圣人之《易》里的《系辞》与《说卦》中的内容,只是把文字意转换成图式表示而已,又怎能用种田比喻,圣人之《易》是五谷,而陈抟《易》说是夷稗呢?岂不是五十步笑百步吗?

而胡渭《易图明辨》也实难辨明宋时产生的“图式”真假与对否,更无意于揭示《周易》之本义。不过胡渭还可归为象数义理讲《周易》的,还是有别于象数筮术之说的。

在《易图明辨》未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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