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又多是官僚阶级出身，而他们的精神又都是不自由的，无不在传统文化习惯的束缚之中。而做为精英文人，面对已然的政治高压之下，不得已而走向空旷玄灵的思潮中去了。在玄学清谈、仙道中追求人生。这对后世文人看重和向往的“魏晋风骨”，那只不过是对政治高压下人性的扭曲表征。在那风骨的光鲜表面下，是暗流涌动的刀光剑影。更多的是贵族集团政治的极端腐败，而文人思想理论的空洞无物，释解为道家“无”的思想体现，实乃是人格品质扭曲与堕落。因不合作的精英文人要莫饮剑失去思想的头颅，要莫按“道家”之术，隐遁于山林，消遥于江湖式者是巅狂装傻，大智若愚，遮俺着思想的嘴巴。这后果只能是国民的悲惨与困顿。试想一下，如果一个王朝的精英阶层都以哗众取宠，聚众胡吹为能事，全然不顾政治、经济、文化的走向，那么这个民族的下场可想而知了。所以西晋在“五胡乱华”、“将相王侯连颈以受戮，后嫔妃主虏辱于戎率”的局面下，而东晋偏安一方仍然是内讧频仍，“不思进取，主昏臣乱”的政治局面。魏晋给后世留下的精神遗产也就唯有那句“清谈误国”的经验教训吧？
虽然处于政治混乱的时代，文人士子并没有摆脱儒学独尊和大一统帝国的文化专制思想模式，这一时期并没有出现哲学的突破。这一时期里虽然大一统政治局面的一时不存在，但无论三国鼎立，或是南北分裂，而帝王专制体制已然存在。也没有人能寻找到制约专制的制度学说，虽然也有人提出过“无君论”的这种道家思想里的不符实际的空想，更是没有一套可操行的制度学说。即使分裂政治局面的国度里，一样并没有消弱王权专制体制，反而更吸取乱世经验，越来越加强专制集权的思想与教育，越来越使王权专制得到巩固。
为何后封建社会时期里没能有哲学上的突破，而在一个大分裂的时空里，文化精英层虽然早已厌倦官方指定的儒家经典作为指导思想和行动的指南，可在这大分裂的时期里文化精英们虽然游离于儒学之外，做起了慌谈不经，怪异不羁，行为无常的名士风流行为，而不闻，不问政治。而所谓有良知的文人又回归到“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传统的文化老路上去了。为何不能创新与突破，反而帝王专制理念在宋学里得到如此的登峰造极与巩固完善。这一课题更应引起深入的研究与反思，虽有政治经济文化上的众多因素所致，可能根本的是传统思维方式无法突破，使传统习惯占据了统治地位，那么又是什么支撑着这传统思维方式不能突破呢？那个时代的社会所以是一个停止不前的社会，如同黑格尔阅读欧洲中世纪的哲学思想史时，如同在茫茫无边的黑暗海洋之中，而读到笛卡尔的哲思想时，如同在黑暗无边的大海中突然看到了陆地的感觉。也正是笛卡尔的方*论，开启了欧洲近代哲学上认识世界的新航路，笛卡尔不愧被称为欧洲近代哲学之父。
我们的古代中国毕竟要走过二千多年的帝王遂道，才能等到西方文明的圣火燃亮，才能使那周而复始建构起的帝王专制遂道的崩塌。而中国后封建二千多年里的社会膜拜的对象不是富有创造性的人物，而是已故的先圣（或先秦元典）的言行，这就使传统习惯一直占据了统治地位，所导致中国周而复始那种政治体制的存在无论时间再长，而思想意识是停留在先秦的文化学说的时代里。只能回归到“我注六经，六经注我”的文化模式上，也就理解了到大分裂的时期，王弼又回到注释先秦的经典上去的思想动机。王弼的思维方法已然是传统的，因为他本身就包围在传统里，也不可能突破传统，他的同时代里的精英一样是受传统的，封闭的，专制性的社会化过程中成长起来的文人。王弼注《周易》只能又一次彰显先秦儒家的王道思想，才成为唐朝太平盛世里做“正义”之范本，成为教育学子的必读之书（即王弼注，被孔颖达奉旨编撰“五经正义’做为《周易》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