禄地位，都是“天命”所赐。“天命”始终贯穿在后儒学的学说中。“天命”转换到社会人生的现实里就是“树高易折，楼高易倾”，“日中则昃，月盈则食。”也即“生死有命，富贵在天”。读书不中，敬畏天来保佑。“天命”是儒家的头等大事。“大人言”就是王权，掌握着生杀之权的高官位重者，不能不让人畏惧。“灭门知县”（“灭门知县”，是意为一县百姓的身家性命，全都掌握在县太爷手里，生杀予夺，全在知县的一句话。在专制制度下，百姓面对知县大老爷的鱼肉之举，完全没有社会救济途径，即没有像现代民主国家里的权力制衡机制），一个知县可以灭门，能不让一个书生心生畏惧。圣人的言语也是权威，是准则。《尚书》里说“心之忧危，若蹈虎尾，渉于春冰。”《周易》里说“履尾虎”，总跟在老虎尾巴后面，能不畏惧吗？当然在王权社会里最畏惧而产生忧患意识的是读书人。也是有功有名者与有产者才具有畏惧之心。而无功无名与无产者（即“小人”），也没有什么畏惧之心。也无需忧患意识，他们或许还在祈盼着天下大乱，在改朝换代中改变自身的命运，从中分得一份财富。所以中国政治哲学中的忧患意识，是针对贵族统治阶层，而不是针对百姓所讲的东西。因为百姓是统治者关心施爱的对象，是官之子民，这正是先儒所奠定的东西。如《系辞》里说“作《易》者，其有忧患乎？是故《履》，德之基也。《谦》德之柄也。《复》，德之本也。《恒》德之固也。《损》德之修也。《益》德之浴也。《困》德之辩也。《井》德之地也。《撰》德之制也。”《系辞》的作者认为作《周易》者所具有了忧患意识，故才强调了那么多的道德理念。《系辞》里这一认为，不无道理。我们不考证“《履》讲的是道理的基础。《谦》讲的是道德的枢纽。《复》讲的是道德的根本。《恒》讲的是道德的巩固。《损》讲的是道德的修养。《益》讲的是道德的增进。《困》讲的是道德的规范”这些被《系辞》的作者所认为的是否正确。但《系辞》的作者说明了一个道理，无疑是正确的，即作《周易》者有了忧患意识，才把道德作为了立世的根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