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左传》一书里还记录了对《周易》的另一种称法
《周易》一书在春秋时期被人们所用，这反映在史书《左传》里。《周易》一书这一名称最早出现在《左传》里，然而在《左传》里出现《周易》称谓之后，还反映了对《周易》一书的另种称法，即以《易》来代替《周易》的称法。
如《左传·昭公二年》里云：“二年春，晋侯使韩宣子来聘，且告为政而来见，礼也。观书于大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
这里记载的韩宣子所见的《易象》，应是《周易》的学术文章，即被后来收进《易传》里的“大象”文章。但这《易象》里的“易”与“象”应是两个概念，“易”则是代指《周易》，而“象”则是以《周易》为蓝本所阐发出新的学术文章。这里的《易》应是对《周易》的另一种称法，即简称。因为《左传》里还有两处出现的《易》称，并从《易》称所引述的内容来看，就是《周易》一书里的内容，由此而知《左传》里出现的《易》称，就是《周易》一书的另一种称法，如同《周易》的简称。
在这一称法之后，《左传》一书里还出现一处《易》称，按历史时间顺序来说，这一处《易》称是出现在《左传·昭公十二年》。
《左传·昭公十二年》：“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以为大吉也。……且夫《易》不可以占险，将何事也？且可饰乎？中美能黄，上美为元，下美则裳，参成可筮。犹有阙也，筮虽吉，未也。’”
这里所记载的是有卜筮而引出对《易》之用的一番议论，这段虽然记载的是“南蒯枚筮之”，并没有出现“以《周易》筮之”的说法，但从这一“筮例”里出现的说法，已知是以《周易》筮之的，因为从出现的“遇《坤》之「比」。曰，‘黄裳元吉’”，这种称法及内容来看，这既是《周易》(《周易》春秋文本)里的名称与内容，也与《左传》里明确记载的“以《周易》筮之”称法相同。《左传·昭公十二年》里记载子服惠伯这一番大论，是对南蒯枚用《周易》卜筮而得出《坤》里的以《比》做“繇题”的“繇辞”（即春秋《周易》文本的结构形式），即“黄裳元吉”这是四个字，就认为是大吉的神示了，想干什么事，结果就会大吉的。这子服惠伯并不认同南蒯枚用《周易》卜筮而得出《坤》之「比」曰，‘黄裳元吉’，以为大吉的想法。但从子服惠伯的一番议论来看，是讲附条件的卜筮理论，类如周初“以德配天”的观念。这子服惠伯所讲的是“以忠信配筮”的观念。从“吾尝学此矣，忠信之事则可，不然，必败”这种说法，来看子服惠伯并不反对占筮，只是认为以《周易》占筮是附条件的，即对“忠信之事则可”卜筮，相反不是忠信之事，即使筮出的是吉言，也是“必败”的事。这就是子服惠伯的“且夫《易》不可以占险”的卜筮认识结论。不过这子服惠伯的一番议论里所出现的“且夫《易》不可以占险”的这个《易》称，正是指《周易》一书无疑了。
从《左传·昭公十二年》里记载的这段内容来看，《易》与《周易》称法，应是同一概念，即《周易》可以用《易》来称，《易》等同于《周易》，犹如《周易》的简称。
而在这《易》称之后，《左传》里还有一处出现的“易卦”称法，这个“易卦”称法，是否等同于《易》，或《周易》的称法呢？
《左传·昭公三十二年》：“赵简子问于史墨曰：‘季氏出其君，而民服焉，诸侯与之，君死于外，而莫之或罪也’。……故《诗》曰：‘高岸为谷，深谷为陵。’三后之姓，于今为庶，王所知也。在《易》卦，“雷”乘“乾”曰《大壮》，天之道也。’”
这里出现的《易》称后面却带有一个“卦”字，这又是一种新的称谓。那么，这个“易卦”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