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也是为什么嘉靖朝时期抗倭，戚继光、胡宗宪、谭纶等人都需要另外募兵，俞大猷又起于福建、并非江浙的缘故。
抗倭之后，胡宗宪惨死，戚继光、谭纶被远调，俞大猷缩回了福建，这就是东南的勋贵、世家反扑的结果。
同样的，也因为东南的勋贵、世家太过于强大，东林党不得不将开海的地点放到福建。
后来东林党扶持郑芝龙的目的，也是因为在陆地上突破不了东南勋贵、世家的围堵，不得不从海上来解决问题。
那个时候，东林党和世家勋贵之间的矛盾就在于，东林党代表的商贾、手工业者生产出来了货物却卖不出去，只能接受世家勋贵的剥削，通过勋贵世家的手发卖到海外。
正是基于这个事实，那时的东林党对于明朝的政策制定、国策运行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从什么时候开始，东林党变质了呢？
恰恰是在万历后期，尤其是天启年间。
因为万历、天启两代皇帝重用阉宦，四处盘剥敛财，让东林党和东南的勋贵世家迅速合流。
想想，万历、天启派出那么多的矿监、税监，霸占矿山和交通，横征暴敛。
而这些矿山、商道原来是属于谁的？
各条商路上穿梭的货物都是谁的？
还不是勋贵世家的。
也就是说，万历、天启两代皇帝的倒行逆施，让原本是对头的东南勋贵世家和东林党迅速达成了统一战线。
这也是万历年间，东林党和阉党的斗争会那么惨烈的一个原因。
因为东林党背后有了更大的支持，所以才有能量和胆气去抗争。
可这种合流，虽然符合斗争形势，带给东林党的却不是好事。
这个原本具备积极意义的势力，迅速开始腐化，这才渐渐成为了大地主的代言人。
如果形象比喻的话，东林党就好比后来的KMT。
一开始也是反帝反封建，反压迫，追求民族独立、国家强盛的进步势力，但后来却成为了帝国主义、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的代言人，堕落为了反动势力。
这种变化，此时东林党中的有识之士或许看的见，但肯定说不出所以然来。
毕竟这是时代的局限性导致的。
如侯恂、刘宗周这等目光敏锐之士，只是察觉到了危机，但是却不知道这危机是什么，从何而来，又该如何解决。
相反左梦庚拥有着后世的观念，当真是火眼金睛，一语道破。
如今的东林党，已经不再是那个代表资产阶级、手工业者、普通民众的进步势力了，而是堕落为了操持权柄的大地主阶级。
阶级属性的变化，正是东林党危机的来源。
如今东林党的高层，早已忘记了曾经的峥嵘岁月，眼睛里只有朝廷空出来的高位，哪怕是自己人，也是要争上那么一争的。
韩爌回朝，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泰昌、天启年间，韩爌就已经是大学士了。在如今的东林当中，妥妥的最顶级大佬。
崇祯也是出于这个目的，才将他召回，担任内阁首辅。
值得一提的是，韩爌也是山西蒲州人，年轻时没少受到王崇古的赏识和提拔。
东林党和晋党，本就是盟友。
可韩爌这么一回来，钱龙锡就坐蜡了。
他可是“堂堂正正”金瓶抽签出来的首位阁臣，按理说，这个首辅就该是他的。
结果空降了一个韩爌下来，钱龙锡心里的滋味可想而知。
虽然崇祯用袁崇焕督抚辽东来安抚钱龙锡，可一个袁崇焕，能和内阁首辅比吗？
再说了，钱龙锡恐怕还不知道，此时的袁崇焕已经有了二心。
钱谦益和周延儒的矛盾，那就更加没法化解了。
这两人都是少有才名，天资出众，文采过人之辈，在老一代的东林党人之后，如今成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