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敏回到床上，没有叫醒身旁沉睡的丈夫，自己陷入苦思冥想之中。
十一月二十一日，是李恺的生日。
李恺比薛妍大一天，确切地说是大十七个小时，李恺是傍晚五点，薛妍是第二天的上午十点。
但是户口本上显示，两人相差整整一天。
吴敏不得不知道这些，从小学五年级起，每年这个时候薛妍都会反复地说，似乎和别人的生日相差一天，是一件值得高兴的事情。
开始的时候吴敏对李家人无感，既无恶感也不想交往。李焱夫妇都是普通工人，而且没有什么学历，就是俩“粗”人，对这种层次的人见面点点头都多余。
而薛启明和吴敏都是“大运动”结束后的第一批高考中专生，更何况吴敏在厂财务科工作后，勤奋工作之余，还参加了自学进修，通过“电大”取得了大专学历。
所以薛李两家属于不同的“阶层”，大概率不会在日常生活中有太多交集。
可是自从薛妍发生改变后，吴敏不得不开始“正视”李焱一家。
薛妍的改变是从初一下学期开始的。大概是那年五月初的一天，薛妍没到中午就回了家，腰上还绑着一件男孩子的上衣。原来是女儿第一次来例假，没有经验而且毫无心理准备的她当时被吓蒙了，以为自己得了什么大病，甚至想到了死。
是那个叫李恺的男孩子，脱下上衣绑在女儿腰上，遮住了裤子上渗出的血渍，并且告诉女儿这对女孩子来说是正常情况，没有大碍，早点儿回家问问妈妈就知道怎么回事了。
一个男孩子，而且只有十三岁，怎么会知道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家教肯定有问题。
后来这个家教有问题的男孩子，他的名字开始在女儿嘴里频频出现，让吴敏开始重视起来。
所谓的重视，无非就是加强“防范”，防范女儿被影响，被带坏，因为吴敏认为，李恺是个半文盲家庭教育出来的“问题孩子”。
这种防范在好友曲艳的解释下，日益加重，“那种家庭出来的孩子，接近咱们，都是有目的性的，而且肯定是不怀好意”。
怀不怀好意还没搞清楚，李家就如同坐上“长征一号”，蹭蹭的变化。与别人合伙开了家便民店，据说月入近万；李焱成为四车间的调度长，与薛启明这个正规院校毕业的中专生平起平坐；家里买了汽车，刘凤芝每天“趾高气昂”的开着上下班；李恺的学习成绩年级第一，薛妍挑灯熬油努力争取到的年级第二，和他相差四十多分，而且他还拿了个省级比赛的冠军。
这一切并没有改变吴敏的思维和看法，反而觉得李家有些小人得志穷人乍富的意思，站得再高也会摔得更狠，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一对半文盲的孩子能出息到哪儿，才上初三，还早得很呢，中考、高考终会让你原形毕露。
技校生也有脸说自己是中专毕业，还当调度长，他也配，将来出了事故就会把你打落尘埃。
一个工人，还是个女人，开着汽车上下班，不怕折寿啊，就不担心开车在路上出点什么事儿？
不老老实实上班，开什么便民店，你那是“便民”吗，纯属剥削揽财，总有一天被蒙蔽的人民群众会揭发你们的，到时候，哼哼。
这些想法愈演愈烈，即使李恺从坏人手里救了薛妍，吴敏也认为他是在“演戏”博好感，心怀叵测。
吴敏明里暗里“提醒”了女儿很多次，甚至母女俩还为此发生了“冷战”，可是女儿置若罔闻，依旧我行我素，一旦矛盾尖锐了，女儿的成绩就会大幅下滑，这让吴敏十分头疼。
虽然母女俩之间有过“君子协定”，薛妍在中考前一直保持年级前三的名次，并且顺利考入安城一中，就不再提起转学到滨海的事情，但吴敏压根儿就没打算遵守约定。
薛妍保持这种成绩到中考取得了优异成绩，她就会把女儿转到滨海去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