态度，转而支持中国。这固然是形势的逼迫与唤醒，但也不能否认胡适通过宣传为此付出的努力以及由此打下的一定的民众与舆论基础。
胡适在美国的演说和活动，对外也产生很大影响。
据那时住在日本的杨鸿烈致胡适信中说：“在日本人眼中，先生(按，指胡适)是他们的‘侵略主’的大对头，……先生在美的一言一动，日本的报纸都详为揭载。日本人或以为先生故意诬蔑他们的皇军在我国施行武力的假“王道政治”；或以为先生们善于为有组织的宣传，而同时政府又肯拨给巨万的宣传费，不似日本代表宣传技术既已拙劣，政府又过于小气(器)，故使美国排日的空气甚为浓厚，云云。
胡适为国家办差，自然有经费开支，但是，他从不乱花一分钱。据同行的张忠绂回忆，他们到美国后，凡事节俭，住最便宜的旅馆房间，胡适还主动提出自己不拿月薪。他谢绝英、美几家大学的高薪聘请，放弃许多娱乐活动，日夜奔波，“为国效劳”。他告诉夫人：“到纽约六个月，只看一回戏，看一回电影，连老朋友过纽约，都顾不上照应。”他为水深火热中的祖国椎心泣血，忧心忡忡，“心里时时想着国家的危急，人民的遭殃，不知何日得了”。
正是由于胡适这段公共外交活动所做出的突出贡献，当年7月国民政府动议让这位从未有正式外交经验的学者，代替老牌外交家王正廷出任抗战期间最为重要的驻美大使。在这段时期，胡适告诫国人“和比战难”，他提出的“苦撑待变”成为这一时期的外交方针。他通过公共外交唤起了美国乃至世界民众对中国抗战的认识、同情与支持，打开了美国对中国抗战进行实质性援助的大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