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济棠的“理由”是什么呢?他说，生产建设可以用外国机器，外国科学；但“做人”必须有“本”，这个“本”必须要到本国古文化里去寻求，这就是他主张读经祀孔的理论。
胡适当面即很客气地批驳了陈济棠的主张，说：“依我的看法，伯南先生(按，陈济棠字伯南)的主张和我的主张只有一点不同。我们都要那个‘本’，所不同的是：伯南先生要的是‘二本’，我要的是‘一本’。生产建设须要科学，做人须要读经祀孔，这是“二本”之学。我个人的看法是：生产要用科学知识，做人也要用科学知识，这是‘一本’之学。”
“南天王”听了很不高兴，严厉地睁着两眼，大骂“你们都是忘本”!又骂教育“都是亡国教育”。胡适又平心静气地说了他的意见。陈济棠虽然生气，却不好发作，谈话自然不欢而散。
胡适在广州不能“卖膏药”了，便索性玩玩。游览黄花岗、观音山、鱼珠炮台、六榕寺、镇海楼、中山纪念塔和纪念堂等。
广州的名胜差不多都游遍了，正准备北返，恰好收到广西当局白崇禧、黄旭初的“专电欢迎”，胡适便乘飞机离开广州，到广西游览讲学去了。
胡适走的那天，有中山大学中文系主任古直及教员李沧萍、钟应梅等三教授，联名致电广东省党、政、军、警、宪各首脑，要求将胡适截回，“立正典刑，如孔子之诛少正卯可也”；他们又致电广西省党、政、军、学首脑，要求将胡适“截留，径付执宪，庶几乱臣贼子，稍知警悚矣”。可谓来势凶凶、杀气腾腾。但电文中列名的李沧萍教授，事前并未与闻，事后曾发表谈话否认列名的事。可见是别人冒名拉来，以壮复古派的阵势。不料弄巧成拙，倒被胡适奚落了一番，并记在《南游杂忆》里，成了复古派的一桩笑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