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7月11日，杜威结束在中国两年多的讲学回国，胡适在杜威回国前一日晚上赶写成《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作为送行
胡适在文中总结说：“自从中国与西洋文化接触以来，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同时指出，“杜威先生最注重的是教育的革新，他在中国的讲演也要算教育的讲演为最多”。
杜威在中国住了两年零两个月，在11个省做过演讲，胡适在此期间不仅承担了杜威在北京和山东、山西演讲的翻译工作，而且自己也演讲或撰写文章宣传杜威的实验主义。杜威的教育思想在学制改革、新教学法的推广以及平民教育等方面对中国近代教育产生了积极深远的影响，胡适所做的相关努力也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
“当巴黎作出了把山东让与日本的决定后，中国被击垮了。它在沮丧中变得极度悲观和痛苦。”这是杜威的《中国的学生反抗》中的一段话。
已经是美国著名哲学家和教育家的杜威，1919年初和他的夫人爱丽丝•奇普曼赴东方旅行原本是一次消遣旅游。当他们从旧金山准备启程时，收到东京帝国大学邀请他到日本作讲学的致电，他欣然答应后，又接受日本其他学术团体的邀请，增加了很多场次的讲演。杜威到日本并没把中国列在他远东之行的计划内，但他的中国学生胡适、陶行知急不可耐地发出邀请，陶孟和和郭秉文途经日本，登门代表江苏省教育会、北京大学等5个学术教育团体向杜威发出正式邀请，才有了杜威的中国之行。
杜威1919年4月30日下午从上海下船踏上中国土地，5月1日在家书中说：“我在中国睡了一晚，但是现在还谈不上什么印象，因为中国还没有映入我们的眼帘”。但他由挂一国牌照的车不能进入另一个区域敏锐观察到上海租界的存在。杜威十分细致地观察中国的饮食男女，在5月4日的家书中依然只讲到缠足女子和商场见闻，未提及五四运动。
5月5日，当时任职于北京大学的学生蒋梦麟，陪同杜威到蒋的家乡浙江杭州游览、演讲。5月7日，蒋梦麟中途接到一个石破天惊的消息，学生运动爆发了，他收到电报要求他立即回京。可以确定的是，杜威此时知道了中国发生了五四运动，但尚不知晓这场运动的详情。
一旦他得到第一份关于五四运动的信息，他就被迷住了。在5月12日的家书中，他开篇就说：“北京的风暴似乎现在已经平静了，大臣们依旧把着官位，而学生们被释放出来了。”
接下来在信中不时穿插些运动的信息。事实上，他得出的“平静了”的消息也不准确。北京学生运动的消息不断传到他的耳中，杜威夫妇急于北上。
5月30日，杜威终于来到北京，目睹了学生上街游行示威，抗议军阀政府，也目睹了社会各界人士对学生的同情和支持，他十分震惊，并为那种声势浩大的学生运动所深深震撼。
由于五四运动激起了他浓厚的兴趣，他想留在中国看个究竟。因而他改变了1919年夏天回到美国的原定计划，决定向哥伦比亚大学再请假一年，留在中国。
6月初是北京学生运动最高潮的时期，杜威亲眼看到成百上千的学生在街头演讲，宣传抵制日货、挽回权利。
6月5日，杜威在给女儿的信中说：“昨天晚上我们听说，大约有一千名左右的学生在前天被捕了。北京大学已做了临时‘监狱’，法学院的房子已关满了人，现在又开始关进理学院的房子。”同一天晚上，他又给女儿报告了一个最惊人的消息：“今天傍晚，我们从电话里知道，把守北京大学周围的那些兵士，都撤走了；他们住的帐篷也都拆掉了。接着，在那里面的学生们开了一个会，决议要质问政府能不能保证他们的言论自由。如果政府不能保证言论自由，他们就不离开那里。因为他们是打算还要讲话的，免得再度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