畿握有重兵的张作霖，还放出风要对付梁，吓得梁不敢再待在北京了。
徐世昌在督军会议召开前本打算要梁士诒组织内阁，由于皖系和安福系的激烈反对，而未能如愿。徐后来又想推出钱能训组阁，皖系和安福系则以曹锟为副总统做为交换。徐很反感被人胁迫，并且在他看来，副总统的位置对实现和平至关重要，便暂时收起了这个念头。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段授意督军团组织“戊午同袍社”，推举曹锟为社长。虽然副总统没当上，能当上戊午同袍社社长，成为北洋派的领袖人物，曹锟的感觉不错。
“戊午同袍社”名义上是团结北洋，实际上是主战与推出段祺瑞重组内阁。
由于和平声势太大，“戊午同袍社”不敢直接反对和平，只是强调段祺瑞提出的原则：反对对等和平，反对取消安福国会。
倪嗣冲说：“取消国会么？咱们的大总统就是由新国会选出来的，取消国会岂不就是取消大总统吗！”
对于和谈，南方在认识上也并不一致。滇桂两系和国民党内的温和派都迫切希望和平，国民党内的强硬派对和谈是不抱希望的。但是，同样是因为和平声势太大，强硬派们也不敢公开反对和谈，便坚持以对等议和为和谈的先决条件。
段派认为北方是正统，和谈应以北方为主体，代表人数北方要多。南方则认为要谈就要在平等地位上谈。这样，和谈还没开始，在和谈的先决条件上，双方就陷入了僵局。
接下来在确定谈和地点时双方又发生争议。
徐世昌和钱能训根据苏督李纯主张，提出和谈地点在南京。
岑春煊等军政.府七总裁联名致徐世昌电中，主张在上海租界内举行南北对等的和平会议。理由是：和谈应该在中立地带，上海租界是名符其实的中立地带，举行和议，可以避免来自各方的政治压力。
钱能训代表徐世昌复电说：南京和上海同为国家领土，在国家领土上谈不到有中立地带，故仍以南京为和议地点为宜。他们所以坚持在南京开会，是不想给主战派制造破坏和谈的借口。因为段祺瑞等人开始提出和谈地点在北京，后来好不容易做出让步，勉强同意把和谈地点放在南京。
关于双方议和的总代表，南方议和总代表原定岑春煊，后来因岑当选了七总裁中的主席总裁，议和代表改推由日本回国的唐绍仪担任。
辛亥革命后，唐就担任南北议和的总代表，只不过那时他是北方的总代表。他和徐世昌、梁士诒都是老朋友，由他代表西南，和北方交流应该容易一些。
而北方的总代表人选，却很难产。
北方议和的总代表，徐世昌开始的想法是梁士诒来担任，此动议一提出就遭致曹锟的“戊午同袍社”的坚决反对。徐后来又提出李纯，同样遭受段的皖系和安福系的极力反对。主战派提出的人选是王揖唐，王是安福系首领，名声很臭，不用说南方，北方内部就通不过。
梁士诒在香.港临北返时，曾和唐绍仪有过会晤。在谈及北方议和总代表的人选时，唐的意见是：如果梁不能担任，则以朱启钤为宜。梁士诒遂向徐世昌推荐了朱，徐也认为朱是个合适人选，提出后总算没有遭致大的反对之声。
朱启钤（1872～1964），字桂辛，晚年号蠖公，人们称他桂老。祖籍贵州开州（今开阳），生于河南信阳。
是光绪年代的举人。一九零三年任京师大学堂译书馆监督。后历任北京城内警察总监、东三省蒙务局督办、津浦路北段总办等职。一九一二年七月起，连任陆徵祥、赵秉钧内阁交通部总长。一九一三年八月代过国务总理，稍后任熊希龄内阁内务部总长。一九一四年兼任京都市政督办。
袁世凯复辟帝制时，任登极大典筹备处办事员长（处长），袁世凯死后，以帝制祸首之一遭通缉。一九一八年获赦免，八月当选为安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