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有亲民之责者，尤当随时设法劝导人民，使蚩蚩者氓，咸晓然于各国之大势，国民之义务。但能治人者事事以循名责实为归，受治者人人以视国如家为志。
“能由此道，则中国可强，我人民及身与子孙可免亡国之痛，此则予所独居深念，寝馈不忘者！但坚忍始可图成，虚憍足以害事。京外各官，当规劝僚属，申儆人民，忍辱负重，求其在己，切勿妄逞意气，空言谩骂，非徒无益，反自招损。务各善体此意，努力为之。
“今之言革命者，动称排满，试思满洲以一二百万人入主中国，国祚尚近三百年，我汉族以四万万人如不能久主其国，人必视我汉族为天生受役之性质，无人类自立之资格，讵非奇耻！我汉族皆神明之胄裔，诘以斯言，能甘心忍受否？其亡其亡，系于苞桑，惟知亡，庶可不亡。凡百职司，其密志之！此谕。”
日**与袁世凯谈廿一条时，国民党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一部分主张暂时停止反袁，“俾袁可以专心对日“，黄兴、李烈钧、柏文蔚、陈炯明、钮永建等联衔发表通电，表示在袁和日本交涉期间不予干扰。
而欧事研究会的林虎、熊克武、李根源等亦发表通电，附和黄等主张，电云：“吾人第一主见乃先国家而后政治，先政治而后党派，国苟不存，政于何有？政苟有成，何分于党。故吾人之对**有恶于其人，而有不足于其政，虽欲大革其政而不敢有违于国也。”
这样的一些主张，中.山先生是不赞成的。林森曾致电孙中山，请示对日意见，可否暂停国内革命运动，实行一致御侮，免遭国人责难。
孙中山复电说：“袁世凯蓄意媚日卖国，非除去之决不能保卫国权，吾党继续实行革命，即如清季之以革命止瓜分。”
中日廿一条签订后，日本举国狂欢，大隈首相入宫向天皇祝贺，日本侨民公然在中国领土上，对中国人民举行侮辱的示威庆贺。
北京城内日侨饮酒舞蹈，高呼：“大日本帝国万岁”。
内务部竟命令警察厅加以保护，并派便衣侦探监视日侨居往地区附近的中国居民。
五月十三日汉口日侨准备举行提灯庆祝，许多爱国学生激于义愤，欲作示威反对的游行，以阻止日侨提灯庆祝。
全汉口商店停止夜市，闭门熄灯，日本方面竟出动水兵来弹压。后来还是由中国军警自行出面制止爱国游行，日兵才撤回日舰上。
事后日本驻北京公使竟以汉口暴动反日为理由，向袁**提出警告，袁**也郑而重之地向日方道歉。
在中日“二十一条”交涉期间，袁世凯为了谋求外交助力，有意将交涉内容漏泄于外，以争取各国同情与暗助。同时，利用国内的舆论和民气，给日方施加压力。如暗中授意一些有背景的报刊披露一些有关日本提出“灭亡中国”条款的消息，让报章刊登一些抒发爱国反日言论的文章，借以鼓动各界发起抵制日货与救国储金运动，为**交涉提供支持。
而自“二十一条”的消息传播开来之后，北京、上海、汉口、广州、奉天、吉林、哈尔滨等地先后掀起抵制日货运动，并迅速蔓延至全国，致使日本对华商品输出锐减。
“二十一条”签订后，国内舆论哗然。各大城市爱国团体奔走呼号，集会游行，誓不承认卖国“二十一条”。上海各界召开万余人参加的国民大会，表示拒日到底。上海等地工人举行罢工，各地青年学生组织团体，呼吁抗日救亡，掀起规模巨大的抵制日货运动。全国教育联合会决定将接受日本最后通牒的五月九日定为“国耻纪念日”。
日置益向袁政.府施压，要求袁政.府取缔各省的排斥日货运动。
袁世凯害怕全国的形势失控，不敢任由这种反日情绪膨胀。
六月十六日袁世凯下令：“重申取缔排斥日货”的命令。湖南巡按使刘心源因取缔排斥日货不力，引起日本领事的不满而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