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我，我真有点惊讶了：他又找人教训郑杰，又照顾我和小多的工作，他真的只是一个跟我们一样的留学生吗？
小多吸着烟敲我的脑壳：“就你问题多，这么好奇，去给大使馆当间谍吧。”
我抓住她的手：“你吸烟越来越多，干什么啊？你从哪里弄这么多的中国烟来？”
“我告诉你，你可不要往外说。”
“嗯，我不说。”
“小裴是做这个生意的啊，有人从巴黎把烟运到里昂来，他往下卖给不喜欢洋烟的中国人。”
“这不是倒卖苹果，”我说，“这是违法的。”
“所以请你不要告诉别人。”
我不能批评这个神通广大的小裴，我甚至连和他划清界限的骄傲都没有。因为他，我去了这个新介绍的香港餐厅就颇受优待，洗了两天的碗，老板发现我的法语说得蛮清楚，就让我去前面当跑堂。那一个八月的周末，小裴带着小多来我们店里吃饭，见我可以一只手托着三个盘子健步如飞，还跟我竖起了大拇指。
我们是这样一种类型的留学生。
当然留学生不可能都是这样。
总是订八号桌的男孩每个星期都会约会不同的洋妞，他的紫色跑车停在外面，他穿logo很不明显的大名牌的T恤衫，他点菜的时候只说法文，我都要以为他是个法国人了，可是他教带来的女孩子字正腔圆的汉语。
老板的女儿在日内瓦学医，每个周末客人多的时候也会开着自己的小车子赶回店里帮忙。她跟我们一样在前面当跑堂，但是毕竟身份不同，她不太与我们说话。有一天我从酒窖里面搬红酒出来，听见她对着电话用法语说：“你不要再说了，这个孩子我自己也会生下来。”
当然也有年轻的中国女子来店里吃饭，她们身边可能有各色的外国人，她们点昂贵的酒和食物，她们有的自在，有的颓废，有的有些洋洋自得的声气，还有的比洋人还洋人。
我在那里耽了余下的整个夏天。到了八月底，老板给我结算了暑期的薪水，我共得欧元2400大块。
中国仍没有汇款来，我下学期的学费仍然毫无着落。
我不能再打一个电话去催促我的母亲了，我于是盘算着要准备怎样的一副说辞给学校，请他们允许我可以先上课，然后稍后缴费。
为这些事情发起愁来，我会整夜的失眠，我在炎热的夜里独自一个人睁着眼睛发呆，汗流浃背。
院子里不知道何时停留了几只流浪的野猫，阿拉伯女人回来的再晚也会学着它们的叫声逗弄两下。她们的声音钻到我的脑袋里来，我在迷迷糊糊的状态中思考一个问题，这个愉快的妓女会赚多少钱呢？
九月份还是到了，栗子树上带刺的果实由青色变成褐色的时节，学校开学了。这个学期有着别样的热闹：两个论坛先后召开，教育部长和数位本校出身的法兰西院士光临，还有旧校友捐资建成的新场馆开幕，学校里到处花团锦簇，欣欣向荣——都是为了庆祝建校200周年。
我但愿这些喜庆的事件让计财部的办事员忽略掉一个尚未缴费的学生我，可是人人各司其职，精英学校的系统毫无纰漏，我被一个亲切的电话叫到国际中心去，接待我的是一位会说中文的老师。
“我们注意到——，”他说，“您尚未缴纳这学期的注册费。因为一般来说，我们希望学生在每年的五月能够完成下一个年度所有的注册手续，而您在去年也是在九月份才交纳了全部的费用，所以我在想，您是不是有什么，嗯，程序上的麻烦？如果是这样，您知道的，学校是可以帮助学生申请里昂信贷的助学贷款，您是不是需要我们出具什么手续呢？”
他字斟句酌的汉语还是让我有点费脑筋，但是我还是明白的，他们希望我尽快交学费，催促我可以申请贷款来偿还欠他们的债务。可是，有哪家银行会把钱借给一个19岁的中国女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