着头支支吾吾的。
她笑着摇摇头，
“太斯文了这个女孩子。”
老师招招手让她坐下，又转头面对全班同学说，“大家一起告诉她好不好？”
待到小孩子们稚嫩的声音回答后，她才又笑着讲课。
她可真漂亮啊，我一直都这样想。
三年级过后，教学的内容有一些难度，她也不再一直说普通话了，她会在课堂肆无忌惮地说桂林话，会骂人。她骂人是很清脆的，调子又高，急的时候还会拍讲座，弧度大一些耳边的头发就不再拢起，露出微闪的耳钉。这时班里的女同学已经开始初具规模了，以后注定要漂亮的现在也有了几分模样。
可我还是觉得，数学老师是班里，不，全校最好看的。
我也有了一些变化，由一个很丑的死小孩，变成了一个没那么丑的死小孩。更惊喜的是，因为我的数学成绩，老师好像注意到了我——毕竟班里已经没几个人学不会除法了。在其他人都去吃午饭后，我顺理成章地和几个同学一起被她留在教室学除法，她很负责，不许任何一个人拖全班进度的后腿。因此我有幸看见了她柳眉倒竖的样子，也看到她脸上的一些斑点——其实不算很明显的，只是因为她脸很白。
至此我想到一句或许已经被淘汰了的情话并学以致用。她的斑点像星星，可是她的脸庞像夜空，星星的出现，只会让夜空更美丽。
长了几岁后，基本上我所能接触到的字看不懂的已经接近没有了，我又看了比“夜色”更先进的书籍，心里对数学老师的美化与幻想也更多了。她的红笔批改痕迹是很明显的。
语文老师用的红笔是普通的正红色，打的“A+”或分数端正并且大小十分合适；英语老师或许是因为看起来年轻的缘故，批改的颜色是鲜亮的暖红，勾勾打得小巧又纤长，连绵不断；而她的红笔用的是按动油墨红笔，批改时对了就是“划拉”一声，错了也很明显，稍轻声音且连在一块，那就知道是在画叉了，打的A又大又干脆，很有字如其人的样子。颜色是暗红色，有时会洇成一小团暗色，残留新鲜的油墨味。我闻过几次，并没有以前闻到过的她手上的护手霜的味道。我时常跟朋友模仿三位老师的批改方式，我乐此不疲地模仿她的，笔袋里还有好几只相同的红笔。
等到逐渐长大一些了，更成熟了，我做过一个梦，如今依然记得：我坐在一个街角咖啡店里，白色的木质桌椅飘散着一些飘落紫藤花的花瓣，远处吹来一阵微风，风铃摇动轻响，当所有风都吹向我时，她穿着那一件淡蓝色的连衣裙走向我，坐在我的对面。她好像更年轻了一些，微笑的脸庞很迷人。我想伸手握住她的手，就在这时，一切都结束了，我再也没能继续下去。我已经明白对她的心情绝不是对漂亮老师的赞美与欣赏，而是转而发酵成一种更为朦胧的爱慕与凝视。
我不敢大胆地面对这些奇妙的情绪。
很羞愧地说，自从做了这个梦，我看她的目光更加“下流”了。虽然我年纪还小，但我清楚地知道，这样是不对的。梁山伯对祝英台说，我从此不敢看观音。于我来说，我从此不敢上课看她的眼睛。我害怕我会像那些作品里的主人公一样与她发生一些超出预料的事情，这实在是太惊世骇俗了。
之后的几年，忐忑不安与心存幻想一直在我脑内天人交战，我就在无尽的纠结中匆匆忙忙地离开了我成长了六年的小学，带走了我不为人知的幼稚情怀和潜滋暗长的下流欲念，这些都本不是我该拥有的。我只是，一个，内向又内骚的小女孩。
我对于成熟的女性从来就不吝欣赏，她更是占据了我小学时期大半的幻想。也许我能立刻长大事业有成重新回到小学来看看她，甚至可能发生一些我喜闻乐见的事情。但这终究是一个死小孩异想天开的幻想，是脑子飞出脑袋的疯狂。
是神游，是她会走到我课桌面前把我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