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兰说出这一段心里的想法时，满屋的记者，连带着秦天，都一起惊讶了。
林菲捕捉到这个细节，立即就问了秦天：“你知道于兰这些想法吗？”
虽然秦天带着口罩，却也不难看出，他脸上的苦涩：“我那时候先是四处求职，后来终于找到了工作，又很不适应，确实有点疲于奔命，没有照顾到她的心情。”
于兰摇了摇头：“我不怪他，世间种种，万般皆有因由，我们之间这一切的辛苦，都是源自于我。他那时候为了迁就我上班，把房子租在了我教书的私立学校旁边，但是他每天上班，要坐一个来小时的公交车过江，已经很辛苦了。”
“都是成年人了，谁又有义务关照别人的情绪呢？更何况，我们之间，付出更多，更不适应当时生活的，总是他。”
于兰这番话，说得秦天的眼眶明显有些发红，病房里的人无不动容，连杜老师都忍不住悄悄叹了口气。
后来秦天被安排跟了一个项目，出了一段时间差，于兰就从学校辞职了，悄然离开了中海，本来想四处走走看看，再想想以后的人生该怎么过，第一站就到了京都市，住在支教时认识的一个朋友那里。
突然有一天半夜流鼻血，而且血流不止，于兰那个朋友的母亲就是位医生，帮着联络了一番，让于兰住进了朝晖医院，被确诊为急性髓细胞白血病。
为了治病，于兰不仅花光了身上的钱，朋友还帮着垫付了一些医疗费，可即便如此，依旧是还不够四个疗程化疗的费用，至于骨髓移植，于兰只是自嘲地连想都懒得想。
人生逢绝路，于兰也不愿意过多地拖累朋友，于是趁着朋友出国工作，悄悄离开了医院，还给朋友留了个短信，给医院留了封手写的信，欠的费虽然不多，但是总是不太名誉地离开，于兰讲了一下自己的遭遇，并且保证，在有生之年，只要有经济能力，一定会按月给科室汇款，把这笔费用补上。
科室里的医生和护士都挺受感动的，于兰的主治医生是个三十多岁的女博士，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还把于兰那封情真意切的信拿出来给读了一遍。
她说在她的从医生涯里，见过很多可怜的病人，但是像于兰这样坚韧乐观的女孩子，真是很少见，至于她欠的那一万多块钱，他们当时想的是，希望那是她活下去的动力，他们不想收到她补来的医疗费，却又希望如期收到，因为这样至少证明，她还活着，只要活着，一切都还是有希望的。
到这时，路北岑他们才明白，为什么在一床难求的血液科病区里，护士长愿意给她们开一次绿灯，安排了一间应急用的留置病房让他们安静地进行采访，科室里的医生和护士们，都希望于兰能好好活下去，期盼能通过媒体的传播，实实在在帮到她，筹到治病的费用。
朋友两个月以后回国，她的手机号码已经换了，朋友四处打听，联系到了于兰曾经留过的大姑姑的联系方式，通过她找到了秦天，秦天是这样才知道了于兰生病的消息。
秦天首先就去了他们曾经共同支教过的地方，但是被告知于兰并没有回去过。于是他又抱着一点点希望，找到了朝晖医院，希望能得到一点线索，果然是不负所望，那个月，于兰住过的血液科收到了她寄来的第一笔汇款，500块钱，是从西北的一个比较大的市寄来的。
那时候，于兰是存心想把自己藏起来的，因此故意坐了老远的车，从乡镇上跑到城市里去汇款。可想而知，秦天为了找她，花了多大的力气。最后还是在不违反规定的情况下，在医院把于兰重病的资料拍了图片，发给了支教管理机构的工作人员，查到了于兰的去处，把她找了出来。
“他找到你那一刻，你是个什么样的心情？”林菲问了于兰。
于兰眼神极其复杂：“我那时，应该说是百感交集吧。他那天出现在我面前的时候，又黑又瘦，胡子拉碴，头发也很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