树，即便偶尔挪窝，也最好能够在政府安排下行动，其他时间能够牢牢扎根原地不动。
作为领导国务院的吴有平当然知道这种要求不现实，但是部门的利益让吴有平首先考虑的是如何避免麻烦，而不是解决问题。想着数千万甚至是上亿人口在各地往来，吴有平心情立刻沉重起来，与方才听到何锐提出增加政府雇员以及开支时候的心情有点背道而驰。
何锐已经抱着闺女回到沙发边，将漱口水放到桌上，又帮着何讷言打开饼干盒，何锐才看向总理吴有平。吴有平也不隐瞒，“这样会让行政管理工作的量提升太多。也有可能会影响农村正在进行的土地新承包的推行。1旦回乡的人数超量，土地承包就会受到很大影响。主席，国务院对于新土地承包推行有非常高的期待。农村从人多地少，小块经营，到现在终于有机会可以大范围的规模土地经营，是不是该更多考虑同志们的积极性？”
“那么多农村人口到城市，很大原因是有退路。1旦让他们认为退路被堵死了，大家还有这么大的热情么？必须让群众回到原来的生活，才能有所对比。国务院拿出来的那些模型，不就是很好的对比么？”
吴有平听何锐这么讲，心中马上回想起1个简单模型。1个农村劳动力进城工作生活，接触过城市便利的生活模式，喜欢其中的某些内容，回到农村后就会模仿。这些尝试有可能成功，也有可能失败。哪怕是模仿再粗糙简略，也已经是将工业化的城市生活带回农村。自然会对农村造成1定影响，推进中国城市化的发展。
但是在管理者的角度看问题，凡是无法控制的变化都被认为“存在不稳定导致的危险”，哪怕这些变化很可能有利，也没办法改变管理层对于“无法控制”的警惕。
就在此时，吴有平就听何锐说道：“有平，我们就身处这么1个剧烈变化的时代。20年前，我们还在为第1次货币革命的执行承受着巨大压力，每天即便不说是惊弓之鸟，随便1些变动都能让我们神经高度紧张。20年后，我们已经开始进入第2次货币革命阶段，要为接下来巨大的收入差距开始苦恼。根据20年来的经验，我们就上吧。只要经济还在持续发展，发展中产生的问题都会被发展解决。即便我们在过程中声名狼藉，至少事情得到了解决。哈哈！”
吴有平听出了何锐笑声中的无奈与感慨，心中也同样感慨。何锐功绩太大，声望极高，在中国文化里，于群众们都认为何锐主席怎么可能犯错。但经济发展中出现了当时看似完全没办法解决的问题，于是群众就认为官员们有问题，没能将何锐主席的“圣明政策（旨意）”有效落实。吴有平作为国务院总理，就是负责管理政府部门，所以各部门挨骂，吴有平也跟着挨骂。尤其是在战前经济不好的阶段，吴有平的声望已经跌落到奸臣的地步。
由于何锐是公认的雄主，所以没人用曹操来形容吴有平。那些学了历史，又没学明白的家伙就用1个“吴嵩”的绰号暗指吴有平。这个“嵩”指的是明朝的“严嵩”。最初听到“吴嵩”的绰号，吴有平还觉得很不高兴。如果自己是严嵩，岂不是说何锐是嘉靖么？只是吴有平对此完全不在意，也就没去深思此事。
前年中央度假，吴有平与李润石正好分到相邻的住所。两家1起吃饭的时候，吴有平与李润石聊起资本主义定价权与社会主义定价权这个经济尖端领域，叹着叹着就就因为观点相对争执起来。吴有平心情不好，不知怎么就说起了自己“吴嵩”的绰号。
李润石的夫人陶女士为人温和，看到两人都来了情绪，就说道：“吴总理，起这绰号的人虽然对你没有好意，至少他们也不得不承认你对主席的忠诚。”
吴有平刚听到这个解释，心中非常不快，突然就想明白了此事。当时的吴有平又是感慨又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