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至元初，元世祖忽必烈按照一些汉族大臣的建议开始相继分封诸王子为王，统兵出外藩屏朝廷，设置宗王出镇制度。如宗王所辖的镇戍地区有漠北前线的北平王、晋王；吐蕃地区的武靖王；云南地区的云南王；扬州地区的镇南王等。
不过宗王镇戍并非只产生于忽必烈时代，当初成吉思汗的继任人窝阔台决定征讨末臣服的钦察、斡罗思等国时就曾经命各支宗室均以长子出征、诸王以术赤儿子拨都为首；而蒙哥汗即位后，也曾经委派同母弟忽必烈、旭烈兀总督漠南、波斯等行省。
但赵昺以为忽必烈推行的这个制度有一定的优点，仅就军队而言，他就认为宗王出镇制度与成吉思汗的分封兀鲁思制度有一个大不同之处：分封兀鲁思的军队是由本兀鲁思的部民形成，完全是诸王个人的私属；而宗王所管辖的军队则多从各个不同和兀鲁思内抽出，并非全是出镇宗王的私属，有点现代联邦军的意思。
出镇宗王是以皇室成员的身份担任军政首脑，代表朝廷执行军政任务，且出镇宗王的权力往往超越于诸王之上。这样他就可以威慑诸王，你们反叛我就可以立刻调动军队去镇压你。而诸王的军队只限于自己的部族军，即便有联盟，但也无法应对整个地区军队的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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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种制度赵昺以为一样存在风险，那就是出镇宗王闹独立。而事实也是如此，由于内乱，一些宗王在镇戍区却乘机拥有了实际独立的地位。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夺蒙古大汗之位以及海都之乱时，察合台汗国开始自行其是；而钦察汗国与蒙古的本土完全阻隔，获得了实际的独立；忽必烈为了争取据有波斯、阿拉伯诸地的宗王旭烈兀的支持，把阿母河以西地区授与旭烈兀自主，于是产生了伊利汗国。
忽必烈也意识到其中的隐患。灭宋之后，他开始对各出镇宗王及分封的诸王兀鲁思普遍削夺事权，采取的一些措施包括设置行省管辖投下分地、宗王在镇戍区与行中书省等权分治、世袭与非世袭兼行等内容。从而限制了出镇宗王的权力，使其受制于朝廷及行省，不敢也不能闹独立。
现在蒙元朝廷直辖及行省的兵力受到重创，尤其是作为主力的侍卫亲军损失惨重，只能集中部署以大都为中心的京畿地区和上都为中心的草原地区，以保证所谓的腹心地区的安全。中央军势弱，行省的屯驻军无力，结果就是导致对诸王威慑力下降，且不得不依靠宗王军还对抗大宋的侵略。
此消彼长的情况下，宗王和草原诸王的作用凸显，他们不仅获得了更大的权力，也获得了更多的如税收和征兵等更多的自主权。如此一来，忽必烈创立的宗王出镇制度和行省制度就趋于崩溃，失去相互制约的功能。而没有人会嫌弃地盘太小，只会觉得自己获得的利益太少。
赵昺清楚历史经验证明，在中央控制力下降的情况下，这些保持游牧传统的草原诸王马上就会恢复本性，相互间征伐、掠夺，以获取更大的利益，成为新兴的军头，甚至是军阀。而这又必然侵犯到传统的中原汉人世侯们的利益，他们不会坐以待毙，也会设法自保，将进一步转换为民族矛盾，蒙元也就将进入新‘战国时代’。
北伐结束后，其实赵昺也在反思，他清楚一个国家制度的建立和完善需要几十年，甚至是上百年，但是摧毁也许只要数年的功夫。因而当下他以为北伐最大的收获并不是收复了多少土地，增加了多少人口，而是摧毁了蒙元的现有制度，削弱蒙元朝廷的统治，使其陷入内乱。
赵昺当然明白任其自然演变，也许还会苟延残喘多年，自己要做的不仅是添把火，还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