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
“不过此时书院已然成为学儒的主体，理学渐居上风，得到了很好的普及与弘扬。后被确立为官学，但与官学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冲突和斗争，以致盛极而衰，被执政者定为伪学。此后虽有恢复，但以大不如前，反而成为持不同学说者党同伐异相互攻击的工具，以致朝堂动乱，太学生为奸佞引入歧途。”
“嗯，正是如此！”几人对其所言深以为是，皆点点头。
“朕也以为，太学生动辄就搞伏阙上疏之事，是有些朝臣正是看出他们年少轻狂，敢于直言的弱点，对他们加以利用。不过朕以为受蒙蔽者终是少数，毕竟只是支流。纵观我朝百年间太学生干政，总还是功多于过的。”赵昺言道。
他此时已经意识到众臣对自己对学乱进行打压还是持保留态度的，但是他也知道理学官学化以后，在政治权益方面，知识分子似乎争取到了一定的话语权，获得了某些自己所追求的东西；但在思想的创新度与开放度上，却饱受官学化胜利后所带来的负面后果，而他们也欲强制推行自己的政治观点，从而引发反弹，导致盛极而衰，开始走下坡路。
士子一方面，由于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约束与干预，士大夫知识分子在言论自由度上，反而大打折扣；另一方面，理学由于受到官学优越感的左右，他们也习惯压制思想政治上的不同声音。而太学生们也要做“无官御史台”，“言侍从之所不敢言，攻台谏之所不敢攻”，干预朝政。
但就当时太学生的构成而言，富贵人家子弟占有相当比例，在污浊的政治环境下，他们热衷于高官厚禄者为数颇多，太学生队伍中个别受人贿赂褒贬不公者有之，见风使舵者更是屡见不鲜。有些执政大臣也看门道，学会了使用通过太学生左右舆论的策略，最突出的就是两个奸相秦桧和贾似道。
“陛下的评价十分中肯和实际，此次学乱背后亦有人挑动，但据臣所查朝中官员并未涉及，而是士绅从中挑唆。”陆秀夫言道，“蒙元占据江南十余年，他们重利轻儒，官学皆被废弃，士子只能入书院求学。而各地相阻，加之蒙元多年为开科举，书院之间的交流也基本断绝，形成故步自封，闭门造车的氛围，导致各学派之间成见愈深。如今我朝重归江南，但形势已变，儒士们却仍以旧时观念视之，冲突也就不可避免。”
“陆相分析的极是，朕曾多次说过，以儒治国是大宋的根本，这个不会改变。但是朕也数次强调，若是士人不思进取，抱着旧时的规矩不放，也必将被新兴的阶级取代，为历史所淘汰。”赵昺言道，“现下江南儒士的主要问题就是因为朝廷的缺位，导致思想混乱，道德水平衰退。所以朕以为要分成数步走，来改变现状。”
“请陛下明示！”几个人施礼道。
“首先要恢复官学，确立确立官学的正统地位，构建新的教育体系，使得士子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其次要对百姓进行宣教，使他们明白什么大义，并以此作为人人遵守生活的准则，自觉约束个人行为和集体行为；另外朝廷要对书院进行规范，禁止传播不利于国家稳定、各阶层团结和社会进步的言论；此外，要尽快完成律法的编修，作为规范行为的规范。”
“陛下，现在我朝尊儒，但学派众多，又以修习理学者最众，如何加以规范呢？”应节严问道。
“朕认为提倡的道德观不能是某个学派的观点，而是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人们在共同生活中的行为准则和规范，也就是整个社会绝大多数的共识，而非维护少数人利益的规矩！”赵昺言道。在前世，他可以说从幼儿园就开始接受道德规范的教育，上学后的每个阶段又有专门课程加以强化，更是各种考试的必考项目，想记不住都不能，所以张口就能说上一套套的。
“嗯，陛下言之有理，如此才能求同除异，为天下人所接受，实现大同！”陆秀夫听了也是精神一振道。而在座众人也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