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天意，擅长蛊惑人心。而作为利益丧失者，他们本能地抵制秦国的制度，视之为蛮夷残暴。他们妄图在皇帝死后颠覆已然确立的郡县制，重新恢复古旧的封建邦国，将天下再次带入纷争。
所以新制度下的帝国的心病不再只是胡人，因为分裂的罗网正在帝国的各处编织。种种突发事态似乎也正印证着这种不详，皇帝在博浪沙被铁椎狙击，“重百二十斤”，至今凶手尚未落网。卢生，皇帝曾尊赐甚厚的人竟公开诽谤皇帝，“以乱黔首”，被察觉后竟然出逃不知所踪。
帝国的太子公开地为是古非今的儒家反对派说话，违背帝国独尊法家的既定政策，不得已发往边境进行锻炼。潜在的接班人胡亥虽然贴心，却缺少政治斗争才能，如果由他继承，恐怕不免会成为虎狼大臣的傀儡。而帝国的民众还未来得及更新一代人，“秦灭六国，父兄有天下，子弟为匹夫，当时人视之，实为变局而非常理”正是当时情形真实的写照。
陨石预言着皇帝将死，而皇帝确实也在第二年驾崩，这似乎寓示着陨石刻字很有可能是熟悉皇帝身体状况的亲近臣子。但不论如何，峣峣者易折，皇帝的性命已经走到尽头了，所有的这些问题是没时间加以解决了，次年始皇帝崩于沙丘平台，秦帝国及其制度也开始跟着始皇帝一起被埋入骊山的地宫中。
王应麟两人同时儒学大家，对经史十分熟悉的。而大宋当前的形势与秦统一六国有着极大的相似，小皇帝领着行朝在琼州卧薪尝胆十年，重新收复了江南。又以近乎残酷的手段对残留的豪门大族进行了打压。两年之后，挥兵北伐，收复了两淮和荆襄，进一步稳固了江南，暂时消除了外患，形势看似一片大好。
但两人同样知道，历史自有其惯性。然而惯性，并不代表大势，在三峡里，秦帝国若屈从惯性，未必不能如同前三代，坐享数百年的国运。这方面，他们以为保守的秦朝儒生没有看错，因为比起追求虚幻的未来，他们的世界更加真实，因此也更加坚固。
建国初，丞相王綰就向皇帝建议，“分封同姓，加以镇之”。博士淳于越则主张“事不师古而能长久者，非所闻也”。这不只是单纯对古旧的病态喜好，而是历史经验的运用，周王朝若不是分封羽翼加以镇压征伐，又如何能够对遍布着八百诸侯的华夏大地进行有效的控制。
武王如果不是对商代乃至夏舜尧的王族后裔进行分封，又如何能够抚定旧势力的后裔遗民，使其互相牵制，防止叛乱。旧的形式产生旧的势力格局，旧的势力格局同样呼唤着旧的形式，它们相互增益，构成稳定的历史周期，这就叫轮回。
因此，对于秦帝国的大胆举动，他们必定会认为“政治家过于自信，欲以一己之意见，强天下以必从，而不知其流弊之烈，为祸之深也”。实施也是如此，分封制的天下是壁垒森严的天下，天子诸侯大夫，在差异化的层级之下，“小国寡民”，乃至“老死不相往来”，它们各自维持着自身的家族地域，并用武器输出忠诚获得保护。
而吏治国家的兴起则摧毁了碎片化而又顽固的持续了上千年的家族式壁垒，整个新世界至此便处于低设防的状态下。于是在取消了旧有的熟悉的制度后，秦帝国就立刻面临了两个巨大的困境，旧势力的颠覆活动和新结构的镇压。
所以秦帝国的失败不只是暴政带来的，而恰恰是对纷乱的社会环境未能加以有效控制的结果。秦法在秦国本土行之上百年，所以民安而乐之，但一旦试图在全国范围内推广，问题便凸显了。始皇帝以超乎常人的力量与勤奋保持着对包括旧六国的余党、周制的拥护者及失业的游士，下层的黔首在内的一切蠢蠢欲动的力量的压制，却始终未能彻底地消除危险。
因此，秦帝国的弓弦虽然已经绷紧，律法比前世更加严酷，征发也越加频繁，却仍然面临着日用不足的困境，这种困境比后世单纯的乱世还多一层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