昺拿起一份兵部送来的公文轻声念道。
“官家，这与郑主事前些日子报送上来的公文几乎一模一样啊！”王德听了有些纳闷地道。
“当然一样了，不过郑虎臣送来的只是内议，兵部机宜司送到的却是蒙元明发的诏令，两者能一样吗？”赵昺笑笑道。
“官家，蒙元朝廷如此大规模调整是为什么，对我们是喜还是忧啊？”王德皱皱眉好奇地问道。
“当然是喜事了，蒙元要乱了！”赵昺笑出声来言道。
“官家怎知蒙元要乱了？”王德更为惊诧地道。
“汉法派失势，桑哥主政岂能不乱！”赵昺在桌几上重重拍了一下站起身望着激荡的湖水言道。
蒙元政局的变动，其实也是赵昺谋划的一部分，看似事情是因汉法与蒙古守旧派的争端，说到底其实还是钱的问题，而这也早在窝阔台为汗时就已经埋下了伏笔，此时只不过是他顺势而为，顶多是放了点儿催化剂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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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昺作为后来者，自然知道元代作为一个异族征服者建立的政权，其吸收了诸多民族的文化，从而导致政出多源，但回回法与汉法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两大源流。终元一代，蒙元政府除了要竭力保持蒙古草原政权的特质以外，总是力求在回法与汉法之间达成某种平衡，以充分发掘出两者的优势和特长，由此形成了蒙元独特的多元政治格局的历史现象。
因此行回回法还是行汉法是蒙元时代所有君主必须面对的一个严肃的问题，但实际上由于种种原因，元朝统治者无法坚持某个固定的政策，使用汉法还是回法，一般都是根据皇帝个人的好恶或当时实际情况来定，这就使得这个问题变得很复杂，后人认识尤为困难，而这种多元的政治格局的基本形态一直保存了下来，终元不变。
忽必烈可以说为蒙元推动汉化的始作俑者。蒙哥即汗位后其主管“漠南汉地军国庶事”。使得忽必烈自乃马贞称制元年就已经接触到了汉文化，他命海云禅师去漠北讲佛法，且问其“佛法中有安天下之法否？”海云则要求他“求天下大贤硕儒，问以古今治乱兴亡之事”，并将自己徒弟刘秉忠介绍给了他。
自此，忽必烈开始储儒养士之道。此后姚枢、赵璧、窦默、张德辉等名士相继进入他的幕府中，他十分欣赏儒学，对儒士说：我虽未能即行汝言，安知异日不能行之。忽必烈掌管汉地以后，又有商挺、许衡、郝经、宋子贞等人先后应诏而至。
随着这些中原人材的加入，忽必烈建立了一个以儒士为主的金莲川幕府，保护并且发展儒学事业。此后他又接受了“儒教大宗师”的称号，表明忽必烈将自己塑造为一个由中原正统文化支持的中国之主的决心。而金莲川幕府为忽必烈建立元朝打下了良好的社会基础。
事实上，这些儒士不仅积极给忽必烈献计献策，还帮助忽必烈有效地治理了中原汉地，由是其益重儒士，任之以政。为进一步在中原推行汉法取得了经验。儒士姚枢向忽必烈进言：“今天下之广，人民之众，财富之阜，有如汉地者乎？……异时廷臣问之，必悔见夺，不若惟手兵权……则事顺理安”。
姚枢的建议对忽必烈很有帮助，此后不久，蒙哥果然对忽必烈势力的扩张有所怀疑，派遣阿兰答儿钩考汉地财赋。儒士们又策划忽必烈入和林觐见蒙哥，消除了蒙哥对忽必烈的猜疑。在这一时期的中原汉地，汉法派阵营空前强大，回回法在中原地区实行受到遏制。
忽必烈即位以后，“祖述变通”，对原来以草原官制为主的大蒙古国进行改革，逐步建立了一套适合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