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着郑虎臣的叙，赵昺当然不会只是作为逸闻趣事来作消遣，他现这个时期报不仅有了传播新闻的特性，且刊登的内容已经有了舆论监督的作用。而让蔡京和朱熹吃瘪，搞得他们狼狈不堪，多半并非只是一场恶作剧，最可能的是被用作派系斗争的工具，刊登一些对当权者不利的消息以求引导舆论达到目的，这与现代报纸已经十分接近了。
这种现象已然引起了朝廷有识之士的注意，英宗年就有监察御史张戬的奏言中：“窃闻近日有奸妄人，肆毁时政，摇动众情，传惑天下，至有矫撰敕文，印卖都市。”报抢先一步，把朝廷尚未布或不宜于公开的政务动态、花边新闻刊出来，显然从内容上或多或少地体现了力求突破当局限制的努力。
北宋末年特别是南宋时期，朝廷对报的管制能力进一步下降，而这个时期正是民族矛盾十分尖锐的时候，报也充当过舆论界的急先锋，曾为主战派官员和爱国人士服务，刊载一些呼吁抵抗外侮、惩治汉奸的奏疏和前线克敌制胜的消息等。
报还曾刊载斥责蔡京的未定诏书也只是其一；绍兴年又刊载过一篇召用张浚的未定诏书，此正当金人入侵，双方激烈对峙之时，部分官兵和北方人民奋起反抗，而因朝廷内投降派占上风，官报对此只字不提，报却详加报道。且在主战和主和两派斗争白热化的时刻，御史胡铨撰写奏疏请求“斩秦桧以谢天下”，官报对此不予理会，报则全文照。
另一方面，赵昺不得不承认古今狗仔队的胆子都不，现代的狗仔队为了博取最新消息，可以采用追踪、偷拍、窃听、捕风捉影等非法手段，甚至不惜造假新闻。而宋朝的狗仔们狗仔队的道德操守也不高，时不时会报道一些假新闻，也是靠着博人眼球的八卦新闻，吸引了大批忠实读者，内容堪称现代的花花公子。
官僚机构工作效率低下是出了名的，朝报还未登出的“某人被召”、“某人罢去”、“某人迁除”等官吏任免消息以及大臣奏章等，其中有不少涉及统治者的机密，多为尚未公开的朝廷机事，报都能及时知道，先期传报，做到“命令未行，差除未定，即时誊播”，甚至“每遇批旨差除，朝殿未退已传播”。这种未卜先知的能力，很让皇帝颜面扫地。使得报的读者群反而多为朝野的中下级官员和土大夫知识分子，也让报受到朝廷查禁，但始终没能被禁绝。
而报靠着这种上到政府高官，下至平民百姓，都性喜新而好奇的国民本性，凭着着消息灵通、时效性强的特迅占领了信息市场迅在社会上流行。于是汴京都城里出现了绕街叫卖报的报童声，因为报的影响力太大，严重冲击了朝报的效果，官员们为求省事都乐于花些钱去购买，无须再去缮抄。到了南宋报更为流行，社会民众的阅读需求促使报的行量与日俱增，出现了专门抄录邸报以售卖的牟利商人。
赵昺听到这些便已经意识到报已经取代了朝廷的邸报，呈现出社会化、职业化、商业化的端倪，和过去的邸报相比，宋代“报”不仅传播范围更广，最重要的是在内容上具有了新闻特征。因而无论传播内容还是受众群体，都初步具有了近现代报纸的特征，堪称中国历史上最早出现的民办报纸……
“陛下，是否要查禁这些报？”郑虎臣看到皇帝一会微笑，一会皱眉，可一会又头，一会又摇头，试探着问道。
“查封也只能制得一时，报这玩意儿只要有钱可赚，便不会断绝！”赵昺轻敲案几道。
“正如陛下所言只要有钱赚，那些报商就不会收手。但若是任其展，很可能会迅蔓延，进而失去控制，像今日泄密和造谣的事情便仍会重现！”郑虎臣有些担忧地道。
“不错，报生存的基础就是靠趣味性和新颖性吸引读者。他们编造谣言十分容易，且传播迅，而我们要想解释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