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的法律严苛，和税率比较高，因此很多资本家投资海外，在海外进行商业活动，几乎没有什么顾忌，有时候进行官商勾结，垄断、奴役这种在帝国境内想都不敢想的事，在国外可以做的风生水起。
但是，随之又出现‘劣币驱逐良币’，那些在海外发了财的家伙，回到帝国境内，凭借其积累的财富，对帝国原本守法商贾创办的工厂和企业进行兼并和收购，这些产业最终却落在了一群坏人手里。
问题在于，坏人就是坏人，在没有法律的地方，他坏的肆无忌惮，在有法律的地方，他只是坏的不露锋芒。甚至一些原本没那么坏的商人，去国外经商，见惯了官商勾结和土皇帝横行，也会变质。
长此以往，随着坏人驱逐好人，守法者亏损倒闭，违法者发财起家，只能造成帝国豺狼当道，暗无天日。
因此，遏制资本家的不正当得利，查处资本家的违法行为，就不能仅限于帝国境内，在帝国之外的地方同样如此。
曼城事变就是这样一个例子。李昭誉分别从内阁下属的行政总院、议院的国家外交战略委员会和安全局三处地方，得到了三份资料，同样是曼城事变，三个机构的竟然产生了不同的定性。
安全局的情报只尊重事实，详述了曼城事变的始末经过，并没有拿出任何总结性的结论，或者说，其总结的几点也只是事实，不能定性。
而行政总院的外交部的结论就完全是和稀泥似的，将之说成一个意外的，突发性事件，似乎是一个孤例。
议院那就是只有立场不讲良心了，全篇只提了很少一部分华商和帝国银行家的过错，当也是避重就轻，还恬不知耻的将之视为个人行为、意外，把所有的责任推给了暹罗王。
当然，这也不能完全怪议院，因为报告是议院的外交委员会出的，而这批人，几乎全都是大资本家出身的议员。
最后，关于曼城事变的最终报告，其实是中廷根据安全局的情报出具的。
这份报告认为，是华商和部分帝国银行家，以非法手段垄断了暹罗的国家命脉，并且向政治权力进行渗透，威胁到了暹罗王的统治，最终引爆了曼城事变。
至于外交委员会所说的那些暹罗王的过错，在中廷看来，那是从帝国的角度来衡量的，从一个封建君主的角度来衡量，那些都是常规操作，什么操纵审判，使用酷刑之类的，这在封建王权国家是最正常不过的了。
而且暹罗王是给足了帝国面子的，别说帝国银行家，就连牵扯其中的华商和华人官员都一个没杀，除了受了一些肉刑，就是被没收了全部财产，这件事这么大，也没有引发暹罗的排华浪潮，暹罗王仍旧坚持与帝国友好的政策。
而中廷出具的报告还得出结论，认为曼谷事变虽然是暹罗王的胜利，维护了暹罗的主权，但对暹罗未必完全是好事。虽然那些华商和华官是用一些阴谋手段意图夺取权力，但从目的上来言，这是暹罗第一次对宪政的尝试，如果这些人成功了，或许暹罗会成为东方第二个君主立宪制国家。
君主立宪制虽然不是什么完美的政治体制，但总比封建君主专制要强的多。
李昭誉几乎一个月的时间沉浸在曼城事变的调查之中，他通过这一件事，搞清楚了帝国皇帝的统治逻辑和政治方针，而这一点才是最重要的。
当然，这种成果是不能拿出来说的，这也是人生最痛苦的事，你取得了令人骄傲的成绩，却无法向人炫耀。
除了这个大的成果之外，李昭誉也有一项小的成果，那就是弄清楚了温洛的逻辑。
对于温洛这类有志为自己的国家和民族探索一条富强道路的统治者来说，帝国之于他们就是危机，既危险，又有机会。温洛既希望获得帝国的支持，经济上、技术上和政治上，但又担心被政治渗透和控制。
而且，即便温洛是一个开明的人，但再开明的君主都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