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征就可以，土地上的老百姓谁敢说一个不字，直接抓大牢里。而在帝国内，私人的土地要谈合同，国有的土地要审批，如果土地上有民居，还要进行拆迁工作，麻烦的一塌糊涂。
等到工厂建起来，有的是破产的农村人来当工人，什么童工、女工，一概没有限制，最低工资？不存在的！工作时间限制，那是啥？工伤赔偿？没听说过！敢闹事，官府出衙役弹压，弹压不下去，军队就开进来了。
至于法律，可能没有，就算有，法律的最终解释权归官府所有，官府是谁，不就是股东吗？
而工厂建起来，纺织品出来了，质量不好，成本太高怎么办？好办呀，军队换装，直接自己消化，再不济股东们直接提高关税，把形成竞争的产品挡在国外，自己关门赚钱。
与官僚资本主义合作，如果还赔钱，那只能有一种可能了，这个国家陷入了战争中。
这可比在国内开纺织厂容易多了，也简单多了。至于帝国利益什么的，金融资本家才不管呢。
在李君威的授意下，白乐把自己思考写成了一份报告，按照李君威的说话，回京之后可以呈递给皇帝，但白乐有些犹豫，他认为自己所想的，毕竟还未发生，或者说还未那么恶劣，他有些杞人忧天。
但李君威认为，未雨绸缪，总比临渴掘井的要好。
于是，白乐在巡洋舰上，写就了一份报告，然后报请裕王审阅。李君威看这类文件，从来都是看看题头然后再看看结论，让他细致看完，是很难的，李君威翻了翻，看了看，直接递给了李昭承：“你也看看，有什么见解。”
李昭承倒是认认真真的看了，然后说：“要说好话，那就是很详实，也很具体。要说坏的嘛。”
“直说就行，又不是在御前汇报。”李君威说。
李昭承笑嘻嘻对白乐说道：“白大人，白大哥，说句实话，看完之后，我觉得，这点屁事，也用直奏御前？”
白乐登时觉得委屈，他早先就说了，是在杞人忧天，是裕王非要未雨绸缪的，现在报告出来，却说是一点屁事。白乐想了想，说：“殿下，二公子，若是呈递御前，微臣可是不敢数据造假。”
李君威笑了笑：“数据造假，哪个让你数据造假了，我说的是结论不对。你的结论缺乏震撼性，对于帝国的皇帝来说，根本不会放在心上。什么金融资本家对帝国利益的损害云云，这还用你说，你找个初中的孩子来，他都能跟你扯几句。”
正如李君威说的那样，帝国的初中生也知道这一点，因为在帝国的政治生态中，四十多年的建国历史中，形成了一种政治正确，那就是骂资本家。
骂资本家在帝国就是一种政治正确，这是帝国政府有意推动的，是直接写进了教科书的。但问题在于，仅限于骂。
在地方上，当某个资本家出现不检点、或者犯罪行为的时候，可以搞臭他，但不能搞垮他，因为他的厂子关乎几十个乃至几百个工人的生计，关乎着地方的财税。
也正是因为这种主动宣传对资本家的警惕，才这么些年防止了资本家在帝国的夺权。
白乐问道：“那您说，怎么才能有震撼性。”
这是白乐真心的求问，他刚刚结束了帝国驻广南全权大使的任职，在京城呆不了多久，就要前往日本任职驻日本全权大使。在帝国的政治生态中，这已经是一个相当高的职位了，可以被看做内阁外交部的副部长。
因为日本不是一个国家，而是一群国家，驻日本的大使是高配，负责的是一个方向的外交事务。
显然，白乐如此年纪，就到高位，日后进入帝国的决策层是可以想见的，那么他借机从裕王口中学习一些帝国决策层的工作风格也是应该的。
“你可以把国内金融资本家要求提高纺织品配额这种事，描绘成割饲虎。”李君威说。
“割肉饲虎，谁是老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