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任。赵柽思虑再三，决定以陈遘为户部尚书，周行己为侍郎，让他们二人肩负其恢复大宋经济的重任。
周行己从大同来京后以年老体衰要求致仕归家养老，但是赵柽将他留下。原来赵柽即位后发现大宋的金融系统已经崩溃，看似经济高度繁荣，却是虚假的繁荣，里边水分太大。连年的财政赤字，冗兵、冗吏这些沉重的负担已是宋廷不能承受的，为了弥补财政亏空，政府开始动起了歪脑筋。
为解决财政赤字，从哲宗绍圣元年开始，宋廷开始滥印滥发纸币。饮鸠止渴的短视行为直接导致的后果是，到了赵佶大观元年，短短十多年的时间，社会上流通的纸币竟达到了神宗朝时期的四十二倍。而后赵桓又接班以此弄钱，赵构为了筹集军资也曾这么干过，由此引发了“交子”的大幅贬值和严重的通货膨胀。
而令宋人想破脑袋也不会想清楚的是，他们滥印纸币会使币值大贬，通货膨胀，反而将责任给了王安石变法，似乎这种结局与变法有直接的关系存在似的。周行己却对此有些研究，并曾指导过府中四堂的柜坊发行银券，积累了经验，因此赵柽对他寄予厚望，让他重整大宋的金融系统。
陈遘就任后举张悫为两淮转运使，称其善理财，论钱谷利害，犹指诸掌，那里是大宋的税赋重地，财政收入近半来源于此。但此人是元帅府的人，曾经为康王筹集粮饷，劝其即位，按说是限制使用的人，让他打理大宋的‘金库’实在是让人不放心，赵柽调查后发现此人确实有才，便下旨同意了。
接下来赵柽又任命杨时为礼部尚书，马扩为礼部侍郎；刑部尚书给了守太原有功的张孝纯，工部尚书由拒不担任伪楚皇帝的司马光之孙司马朴，以嘉奖其忠义。陈过廷为御史中丞，陈东为侍御史，重建六案、六察，监督朝廷各行政机构和地方官员。
杨时向官家同门师兄弟胡安国为国子监祭酒，他也是程颐门人，进士出身，太学博士，所学涉猎甚广，对经济、理学和政治都深有研究，在政治和学术领域有较大的影响。以其《时政论、《治国论、《春秋传奠定了将心性之学与经世致用相结合的“湘派”风，一方面为理学的发扬光大做出了重要贡献，同时也为统治阶级提供了一套有用的治国宝典。
湖湘学派虽然也是理拿中的一派，却自创立之初就反对“腐儒”学风；主张“通晓时务”，“留心经济”。胡安国提倡实际生产劳作，提倡学者不妨锄锄地种种菜；认为君子之学，最重要的就是一“实”’宇，除经史之外，还必须致力于兵、农等经世实学，在他自己的著作中对这类知识就多有涉及。
由此，在知行关系上，湖湘学派阐述“知行互发”，特别注重“行”的作用，强调“践履”，即实践，认为“知之”。这种务实的态度当然很对赵柽的胃口，他需要的正是有思想能干事的人，立刻同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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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队是赵柽起家的本钱，也是他的禁地，所以要牢牢的抓在自己的手中。他本打算让宗泽出任兵部尚书，但是以其当朝宰执的身份去出任一部首官有降职使用之嫌，更会留下卸磨杀驴的口舌，所以便没动他，待有合适的位置再说，不过按照历史上的发展他这会儿已经被赵构给气死了…
枢密院下设四房作为办事机构，并入的三衙相当于后世的各军种司令部，由都虞侯赵廉主管。赵柽任命赵耻为步军司都统制，炮兵这次没有独立，而是划入步军司，由副都统制赵孝兼管；马军司都统制由赵礼担任；水军司都统制当仁不让的有程僖绶接任；军情司仍以蒋飞为首；辎重司当然还是赵智的地盘。这次赵柽为了提升武人的地位，他将各职务由过去的五品提到了三品，免得都成了文官们的跟班。
皇城司作为皇帝身边最后一道防线，责任重大，兵马不属兵部和枢密院调遣，分为兵马司和机宜司两班，掌宫城出入、周庐宿卫、宫门启闭以及刺探情报等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