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9年之后,平安县到北京开会的干部,多多少少算下来,还是有那么一些,有劳模表彰大会,人代会和政治协商会议,个别同志也见到过中央首长,到过北京的,就是兜比脸干净,想方设法也会在天安门广场拍下一张照片。去一趟北京是我们普通老百姓那个年代最为奢华的愿望。虽然不少人去过北京也在北京开过会,但是参加中央首长组织的小范围经济座谈会的刘乾坤是第一人,能够在会议桌上同领导交流汇报的也是第一人。
刘乾坤紧紧握住钟毅的手,心怀感激。选择刘乾坤去北京汇报,是钟毅与邓牧为出于多重考虑,第一,刘乾坤是正儿八经的大学生,理论功底和实践经历都很丰富,能够展现县里的水平。第二,刘乾坤曾经是分管工业的副县长,不仅熟悉地毯厂,还熟悉县里的国有企业和乡里的乡镇企业。第三,刘乾坤是县委副书记,可以代表县委,人又年轻,才四十出头,符合上级干部年轻化的选人用人标准。这三点也是邓牧为在县委扩大会议上谈的三点。除了这三点,还有一点,邓牧为没说,但大家心中都有数,如此出彩的事喊刘乾坤去,这就是为刘乾坤下一步接替县长创造条件,增加砝码。
刘乾坤又回望了一眼大家,钟毅邓牧为几人挥了挥手,就上车关门,随着一声鸣笛,刘乾坤正式赴京。
送走了刘乾坤,众人便围拢着钟毅,看着曾经的平安县老伙计个个面带微笑,钟毅又主动与大家握了握手,相互致意。
邓牧为看与大家都打了招呼,道:“钟书记,您看咱们现在启程还是略作休息?”
时间很紧,我看现在就出发。
郑红旗靠上前道:“我们先去工业园区,然后去两高路北线慰问参加两高路修建的群众,再到滩区中学调研学校,最后选择秀水看暖棚农业试验田”。
钟毅点了点头,道:“轻车简从,分管同志和相关业务口子上的一把手陪同,其他同志在家办公”。
郑红旗道:“是,准备的是公共汽车”。
牧为,你坐我的车,出发。
委办的副主任、钟毅的秘书魏昌全已经打开了车门,两位领导上了车,魏昌全迅速上了车。作为前地委书记周鸿基一手提拔的秘书,按说周鸿基在担任副省长之后,魏昌全早就应该换地方了。但是钟毅一时没有找到合适的秘书,就让魏昌全再待一段时间,等到新秘书来了之后,带一带,就可以让我魏昌全去曹河任县委副书记了。作为地委书记的秘书,日常服务是最基本的,什么领导没来我先来,看看谁坐主席台;领导没讲我先讲,看看话筒响不响;领导说话我鼓掌,带动台下一片响;领导未尝我先尝,看看饭菜凉不凉。但魏昌全作为委办的副主任,这些基础的服务工作一般是不需要自己干的,现在的自己最大的作用,已经是参谋助手了。
郑红旗坐在开道车上,齐江海则坐在了开道车副驾的位置上,给郑红旗汇报着每个点位的安排。郑红旗耷拉着眼皮,没有说话。
齐江海通过后视镜看了一眼的郑红旗,不悦写在脸上。
郑红旗和大多数干部坐在公共汽车上比待遇好了不少,但是郑红旗的心中十分不服气,自己作为常务副县长,此次去北京汇报,作为县委书记县长的邓牧为不去,就应该自己去。毕竟工业经济是政府的事,现在都在讲党政分开,凭什么让已经不在县政府担任职务的刘乾坤去。不就是想着在下一步竞争的时候,为刘乾坤增加话语权吗!钟毅和邓牧为真是太过偏心。
钟毅从乡镇一直做到地委书记,太了解基层干部的不容易,所以从不喜欢搞层层陪同和花里胡哨的形式主义,自己更没有领导干部的架子。扭头看了看后面的公共汽车,又看着前面的开道车,道:“老邓啊,我现在都不敢下来了,每到一个地方,大车小车的,群众看到是要骂娘的。”
钟书记,已经压缩到最小范围了,都是各个部门负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