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普车的汽笛声惊醒了长健，长健这才回过神来。人生经历如走马灯转在他眼前，他忽然觉得自己好无力。
他懊悔错失了一个好机会。
吉普车开出去已经很远，长健都因发呆而没有返回屋里。
他原本以为自己是这家中最强大、最厉害的，因而他每每自傲，过年的时候，甚至不让父亲，坚持坐在主桌主位。全家人倒也不在意这些礼仪，随便他坐那里也没有人说他。
他原本以来自己是这罗家大院的当家人，因而每次家中有了大事，他总不遗余力站在前线去做决策。虽然家里发生的都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可他也乐此不疲。
然而，他好像以为错了。
他发现，二哥虽然每天在出租屋里抱着火炉熬粥，但每周只有五天去上班，两天都在家里闲着写毛笔字，一有时间还回来教阿初读书。他发现，妹妹长欣今天给父母带回来北京烤鸭，明天买回来南京板鸭，到处溜达。后来，连一向比较节省的父母，都开始买“新世纪”牌的燃气灶，放弃了夏天烧柴火。
他发现，家里只有自己一天到晚在辛勤劳动，但却没闲钱买鸭子，也没有多余的时间写毛笔字。
他有点生气：父母早就知道体制内有好日子，却总是把自己绕出去。长欣是个女孩子，有个编制有什么用！这个编制应该给自己！但为时已晚，他已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他已经不再年轻，已经被时代抛弃。
心里的愤懑越来越多，他心里的不平衡感逐渐表现出来，与父母的摩擦也就越来越多。
后来，在妹妹长欣的撺掇下，年近古稀的罗三丰被返聘到罗余山上去做护林员，从此这个老宅子就只剩下长健守着。
孤独的长健感觉自己好似被父母抛弃的羊羔，他逐渐和兄弟们也不大亲近。甚至二哥去罗余山上和父母“抢孩子”的时候，他都没到场帮忙。他想：“他们才是一家人，喊我去做什么呢？”
他和二哥长乐就也半年再没联系。直到长欣打电话来说长乐病了，情况不乐观。他的兄弟之情这才被唤醒，跳起来就跑到了县医院。
长乐的身子，大家都清楚。初春的一场小感冒总是不好，治来治去变成了肺癌。
从县医院转到市医院，大大小小的管子插满了二哥的身体，维系着二哥的生命。
长健虽是七尺男儿，每次看到这个场景都忍不住鼻酸，心里燃起那样强烈的愿望，想要挽救二哥的生命。他天然的责任心涌起来，甚至于想到，要是可能的话，他愿意和上天做交易，拿自己的身体替二哥分担一半。
长健不善言辞，不苟言笑，他总是铁着脸。有什么想法只是在心里酝酿，从不肯说出来。所以当长欣哭的双眼红肿时，长健看上去好像事不关己。
秋末的时候，二哥的病持续恶化，市里的大夫一个劲儿催着让上省城去看。
去省城，就有两个重大问题要解决。
这第一个，是钱的问题。
去市里看病都和烧钱差不多，去省城自然更甚。每天红色的票子从那个长得像灶膛的窗口递进去，火红色的收据再冒出来，长健也看不懂是什么。
在如何弄来钱的这个问题上，长健没有发言。他腰包里的钱只剩下来年买种子的，多一分都没有了，心有余力不足。
这时候，沉默的父亲张嘴道：“我还有些老面子，就是跪着，我也借钱出来！你们不要耽误，先去！”
才新婚的妹妹长欣也道：“我可以预支工资！以后慢慢还！咱们先定下心来看病，其他的，总有办法解决。再不济，还有房子还有地！”
长健自觉是这家未来的顶梁柱，在人命这种事情上都不发言，就显得不够庄重。他想了半天，只想到一个办法，就是懵懵问躺在病床上的长乐：“二哥，你还有没有存款在嫂子那里？或者你和嫂子的存款有多少？现在是关键时候，有总比没有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