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长风的担忧不无道理，虽然他对于古典历史并不感兴趣，但多少也对历朝历代有些许了解。
在外交上以强硬著称的大明虽然有“不和亲、不赔款、不纳贡”之誉，然而在他看来就是从宋朝的怂包之极端转为了另一个极端。
这一点是受民间风气所裹挟的，明人不齿于宋之软弱，纵观大明三百年，即使是稍显温和的外交态度也会被文人墨客所反对。
本身古典时代的外交手段就很少，无外乎纳贡、称臣、送质子、和亲、禁止贸易这几样，而大明的政治正确又不允许它们出现，于是就只剩下战争一种选择了。
客观看待的话，周长风认为这同样称不上合理，须知战争在生产力低下的古代无疑是最耗费资源的下策，许多时候完全可以用更少的代价达成目标。
本国鼎盛时，如此强硬的外交态度倒还好，反而能鼓舞人心；但当本国衰落时，继续这么强硬就是在加速灭亡了。
宋明二者之极端显然是不可取的，磅礴的战争实力固然能振奋军民，可这是“死劲”，而灵活的外交手段能起的则是四两拨千斤之妙用，此曰“化劲”。
二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应用得当，方可于外交博弈中占得上风。
这一天的晌午时分，紫禁城，文华殿。
追溯历史的话，首创于永乐年间的内阁通常于文渊阁办公理事，这个规矩在后明也一直沿用下来，因为文渊阁的位置和规制等级确实适合作为内阁大学士们的工作地点。
不过在宪政之后，重组的内阁就搬到文华殿了。
由于现代国家的政务数量远超古代，所以内阁成员数量至少也有十几人，空间有限的文渊阁因为还要负责藏书所以显得有些拥挤。
文华殿原本是用来讲习经筵的地方，不过如今几乎用不着，于是干脆就搬到这儿了。
虽然有「复设丞相，总管参画机务；置内阁辅臣十二，共参机务。」之例，但内阁辅臣不一定是十二人，许多时候会稍多一些。
与英国内阁成员们享有chancellor、ister、lord、secretary等称号相近的是，大明的内阁辅臣们同样沿用了从前的习惯，即额外加衔为大学士。
奉天殿大学士主管人事工作，即人事阁臣；
华盖殿大学士主管财政工作，即财政阁臣；
谨身殿大学士主管民政工作，即民政阁臣；
文华殿大学士主管外交工作，即外务阁臣；
武英殿大学士主管国防工作，即国防阁臣；
这五位内阁辅臣最为重要，被称之为“上五相”，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内阁成员，比如负责教育的、水利的、卫生的、交通的等等，他们统一加衔为文渊阁大学士。
内阁以丞相为首，不对谘政院（议会）负责，只对皇帝负责。
不过很重要的一点在于，内阁虽然不用在乎谘政院，但是却受都察院的监督。
这是不同于典型二元君宪制度的一个特殊之处，相当程度上限制了皇帝的权力——这是当年新党在妥协的时候做出的最后努力。
此外，中国传统的封驳之权和封还执奏之权也得到了沿用，前者由六科给事中掌握、后者由内阁首辅（丞相）掌握。
「凡制敕有不便于时者，须封奏之；刑狱有未合于理者，须驳正之。」二者并称，即为封驳。
此刻在文华殿东次间的一个议事厅中，几名阁臣正在进行日常的交流讨论。
“目前来看，英国人抱怨归抱怨，实质上的手段却是不敢动的。”
“如今的苗头还是很好的，不过也可能是时日太短，各方态度尚不明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