里工作。
当时，在全国范围，和他的父母一样的职工，有数百万人，被称为“三线人”，从1964年到1980年，三线职工建立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而他们自己，也离家万里。每年春节，从山沟沟回到大城市，宛如一场远征。
72年朱总第一次返乡，工厂里有3000多名上海职工，厂区人人讲上海话，到了春节，附近小车站会形成独有的“回上海”风景。
他和父母从贵州遵义站出发，坐三天三夜蒸汽机车绕道广西才能回上海。浓浓的黑烟从车厢里飘过，脸上扑满了煤灰。
就连在车上吃盒饭时，洁白的饭粒中时不时会飘来细小的煤灰颗粒，每到一个大站，车上的人争先恐后地下车洗脸。
当时很难买到卧铺票，他和父母只能趴在座位上睡觉，早晨一觉醒来，脖子居然落枕了。起床后要喝水还要等到下站后去站台接，没水就只能一直渴着。
76年，朱总第二次返乡，他专门跑到“工农兵车厢”，车厢桌子下面有个板子，他就这样在板子和行李架上躺了三天。那时，厂里的工会干部经常跑铁路，希望能加挂“探亲车厢”，但受限于运力不足。
说起来这些经历，到现在，朱总还是唏嘘不已。
林总似乎也很有同感，感叹道：“那时候每个地方都相差不多。到现在，交通条件今非昔比喽。”
王建东虽然没有过这样切身的经历，但是作为一名道桥人，对于朱总和林总的感慨，内心里还是很能理解的。
他甚至突然间发觉，要说眼前的这两位领导，都是道桥行业德高望重的老人了，林总甚至还是科学院学部委员，这在桥梁界，就更年高德勋了。
但是从自己和他们短短一段时间的交往来看，两位老人却似乎没有一点架子，根本连一点点也没有。
看着他们俩花白的头发，于王建东而言，更感觉他俩就像自己身边许许多多的普通老爷爷、普通老者那样，让人有一种天然的亲近和毫无生疏的感觉，全然不是他们在工作、在科研时候的那个严肃认真的模样。
特别是林总，根本不像自己师傅有时候说的那样严肃呆板，和彷佛不食人间烟火。
终于，飞机开始下降。
模模糊糊中，透通过舷窗，能看见城市的灯火通明。
此时的王建东不再紧张，紧绷着的神经骤然放松下来。他盯着舷窗外面，任凭一颗又一颗“流星”从他的视野掠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