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嗯，听你们这样一说，当时换房子当真是不容易。”李尚父亲感概，“叫怎么说-------，真正的居不易啊。”
“太居不易了——”几个人都附和。王建浦笑笑，开玩笑道，“想不到阿爹和姆妈还有这样一段光辉的时代经历呢？”
伯母瞪儿子一眼。王建浦就不响了。李尚忍不住想笑，但觉得不太合乎场面，连忙用手捂住嘴。
伯父却不受影响。抽一口浓烟，继续往下说。
笑了笑，他说道：“亲家你们现在可能都不太好理解，我们那时候换房，想起来就好像现在找对象一样，也讲究门当会对的。”
“还有这个说法？”
李尚母亲明显不理解的样子，接着问道：“这个话又怎么讲？”
“是这样，当时来讲，要想提高自己换房的成功率，必须要找一个门当户对的。”伯父解释，我这里所讲的门当户对，就是要正确的衡量自己房子的“身价”。
要想住得好，无非是牺牲地段换大房，或者牺牲面积换独用，再不然或者牺牲独用换面积。
首先是地段，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因素，好地段的小房子可以换到差点地段的大房子。
地段好，卖相好，就有加分的地方，如果公用面积大，楼层高，可搭建阁楼也是可以加分的地方。如果要是有煤卫合用就是最大的劣势，则是需要牺牲面积换独用的。
当然了，除了地段，那时候如果房子里有煤气，就可以在面积上增加四个平方，如果有卫生设备，可以多换两个平方，另外煤卫是独用还是合用也有讲究，这些都是有行情的，只要有一方觉得吃亏就谈不拢了。
打个比方，有人想把一间大的，换成两间小的，也有人想把无厕所的屋子换成带厕所但稍小一点的。据说，当时，有抽水马桶的卫生间，可以多换到4平米的面积，有煤气灶台则可多换2平米。
另外，还有的人住房非常困难，单位照顾增配一间福利房，要想把两处小房子换成一处更加费周折。
如果对方是一对离婚夫妻，那么就要让男女双方都满意，如果对方是婆媳不合想要分开住，就必须让婆婆满意，儿子媳妇也要满意。总而言之，每个换房故事的背后都有讲不完的辛酸事。
讲到这里，伯父还举了两个他自己亲身经历的例子。
第一个例子。
伯父家曾和延安路靠近人民广场附近的一家人谈妥了换房子的事，谁知半路杀出个程咬金，这家的二儿子死活不同意，使得两家人共同的努力打了水漂。
后来才知原因，他家有只两三平方米左右的大壁橱给二儿子搭了铺单独睡觉，要是搬到我家他就没这个特权了，他自然不同意。
第二个例子。
调房中伯父家还碰到过万分沮丧的事。有一趟所有条件谈好，和对方家庭的一家子兴冲冲地去当地房管所办理手续，工作人员说这块地段属于特级地区，不是随便谁想进就能进的。
“当时我父亲，也就是阿浦的爷爷属于被审查的对象，房管所的说法，哪能让我们混进“特区”呢？”
这么多年过去，讲起来这些，伯父似乎还有没有开怀。猛吸一大口香烟，有些陈然说道：“那些人真是狗眼看人低，全是势利眼。”
唏嘘不已。
“是的呀，在那些年里，实际上也包括了现在，住房难成为上海老百姓的第一难。”过好一会儿，王建浦也是有感而发，说道，“好在改革开放开始了，到了现在，特别是从今年实行了住宅商品化以后，上海的换房现象就少了。”
王建浦说的，其实是80年代以来，上海开始实行的的住房制度开始变革。
改革开放后，上海开始摸索新的住房制度。
改革的第一步，是把国家建造分配，转变成了单位建造分配。这一转变激发了企业的建房热情，整个80年代，上海竣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