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的宣讲会，先是公社的领导讲话。
领导五十多岁，大热天也是长衣长裤，很严肃的样子。
他看着手里的稿子，说道：“为了能更好地指导今后的农村经济体制改革，我们有必要先对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过程，进行一个简单地回顾和思考。”
领导说道，确切地讲，我国农村实行的家庭联产承包制，并非始于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在这次会议之前，较大规模的包产到户，全国先后出现过三次。
第一次是1957年。
当时由于高级社化运动极其迅猛，不少农民群众跟不上形势，有的地方千脆宣布生产资料公有，主要是土地，允许农民分户经营，但要上缴一定数量的农产品给集体，剩下的全部归自己，这实际上就是包产到户。
第二次是50年代末期至60年代初期。
那时候为了尽快地恢复农业生产，一些地方的农民群众又自发地搞起包产到户，还曾经得到包括一些领导同志在内的部分高级领导千部的支持。
特别是安徽省，85%的生产队搞了名为责任田的包产到户。当时农民群众称责任田为救命田。后来被某些领导同志发现，派人下去把书*撤了，并切改组后还把一大批人打成右*机会分子，很多人都为这件事情被批判、被处分。但不久，又被加以“从根本上动摇集体/经济，走向了单干的道路”的罪名。
第三次是“文*大**”期间。
当时有些地区，尤其是边远山区，农民群众的生活很困难，集体生产，一直搞不上去，又自发地搞了包产到户，只是对外不敢公开而已。
他说，以上的这些事实说明，我国农业合作化以来，农民群众要求包产到户活动，从来没有间断过。我国农村的每一步改革，具有广泛的群众基础。如果说还有什么阻力的话，这种阻力主要来自ling/dao和理论界，而其焦点又集中在如何认识包产到户的性质。
外公坐在这位公社领导的左手边，手里拿着一只铅笔，不时地在自己的小本子上写写画画。
大队长站起身来，给领导的茶杯里续水。
一会儿，领导继续发表讲话。
他说，现在我国农村所实行的包产到户，有这样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得到了中央的肯定和支持，二是得以在全国范围内全面实施推广。
当然了，人们的思想认识彻底转变，要经历一个逐步提高的过程。这具体表现在，即使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家有关文件对包产到户的态度，也是有所变化的。
79年4月，在国家农委报送的《关于农村工作问题座谈会纪要》的文件中，极其明确地指出:“不准包产到户”。这年9月，《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的文件中，口气稍为缓和一些:即“除某些副业生产的特殊需要和边远地区、交通不便的单家独户外，也不要包产到户。”
80年9月，关于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几个问题》的文件中，政策上又显得更灵活一些，指出:“在那些边远山区和贫穷落后的地区，长期‘吃粮靠返销，生产靠贷款，生活靠救济’的生产队，群众对集体丧失信心，因而要求包产到户的，应当支持群众的要求，可以包干到户，也可以包产到户，并在一个较长的时间保持稳定，在一般地区……已经实行包产到户的，如果群众不要求改变，就应允许继续实行。”这样一来，由于打开了这个缺口，不仅边远山区搞了包产到户，平原地区乃至城郊地区也都搞起了包产到户。
他说，实际上，早在1978年，安徽省凤阳县的小岗，肥西县的山南，就实行了包产到户，当年收成都还不错。由于包产到户收到立竿见影的效果，很快波及到全县，并引发一场争论。后来省领导亲自去看了一下，决定不宣传，不取缔，不扩大，继续试验，然后立即向上面作了汇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