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章敛财的手法深得孔谦真传。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首先，是节流。
长期从事财务工作的王章，练就了一双火眼金睛，明察秋毫，善于发现细节，然后抓大放小，缩减财政开支。
什么是大？战争。除此之外，一切公款开支都要缩减。
其次，是开源。
钱不仅要省，更要挣。
按照当时的惯例，百姓在向官府缴纳税粮时，需多缴2%的“雀鼠耗”，而王章则下令提高到20%，称之为“省耗”，直接翻了十倍；
当时的“短陌钱”是80当百。关于“短陌”、“足陌”，前文已有详细讲述，简言之，以80文钱当100文钱流通，官府予以认可。王章独创了“省陌”，即百姓向官府交税的时候，以80钱当100钱，而当官府需要向百姓支付时，则以77钱当100钱，一出一入，3.75%的手续费；
数学题，直观感受是3%的手续费，即（80-77）÷100×100%，其实这跟100没关系，略加解析：官府用77钱换百姓80钱，每80钱损失3钱，而不是每100钱损失3钱，所以应该是（80-77）÷80×100%=3.75%，3个点儿太温柔，王章比你想象的更狠。
第三，为了维护官府垄断经营的利润，王章与史弘肇、杨邠等多部门联合协作，制定了堪称史上最严的缉私令，严格禁止民间私盐、私酒、私矾交易，凡是敢贩卖一粒盐、一滴酒、一块儿矾的，一律斩首；
第四，克扣工资。
王章的克扣对象是文官，对于军人的军饷，自然要全额照发，而对于文官的俸禄，不仅要以次充好，还要克扣，谓之“抬估”；
最后，每当有百姓发生田产纠纷，必令当地官员进行全州范围内的复检复查，名为严格查清产权纠纷，实际则是借机查“隐田”，说白了就是追查偷税漏税。
总之，王章的一套组合拳打下来，国家府库确实充盈了，但老百姓可就惨了。史籍记载，“天下由此重困”，“民甚苦之”。
3.2与文官集团的恩怨
在对待文官的态度上，王章与史弘肇、杨邠的步调一致，都是十分的轻蔑、反感。王章曾多次公开表示，“国家养这帮文人有什么用？给他一个算盘，他都不会用，还能干点儿啥？”
比如上文提到的“抬估”，就是王章针对文官集团的盘剥。在当时，官员们的俸禄又多种组成形式，比如现金、绢帛、粮食；而粮食也分三六九等，根据粮食的质量折合不同的价格。
王章在发放粮食的时候，把优质粮食分给军队，而把劣质粮食发给文官。虽然发的是劣质粮食，却要按照优质粮食进行折算，在此之上，王章还要故意抬高其估值。这就是上文提到的“抬估”。
“抬估”的做法得罪了全体文官集团。
经过梳理归纳可以看出，史弘肇、杨邠、王章虽然都很厌恶文官集团，但其政治诉求也仅仅是停留在限制、削弱文官集团的权力、势力上，并没有上升到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没有要对文官集团展开肉体消灭的计划，史弘肇虽然有过要杀苏逢吉的冲动，但那与政治无关，完全是私人恩怨，冲冠一怒为红颜。
与之相同的是，以苏逢吉为首的文官集团，也很厌恶武将集团。然而限制武将集团的势力是不太可能的，国家四处用兵，怎么可能重文轻武？
苏逢吉也曾对武将集团发起过试探性攻击，利用李涛投石问路。这一问，问出来了武将的坚硬靠山——李太后。
幸亏李涛嘴硬，没有把幕后主谋苏逢吉咬出来。经过这次小试探，武将集团如日中天，文官集团噤若寒蝉。
然而对文官集团的打击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刘承祐开始培植自己的党羽，即“舅族群小”，这是一支新兴的政治势力，是暴发户中的暴发户。
这些暴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