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七蝗，饿死者数十万”，一个月就饿死几十万人，蝗虫表示这个锅不能全背。
随着年底与契丹的战争正式爆发，后晋朝廷的财政更加吃紧，粮草、军饷、战马等战略物资严重匮乏，于是，石重贵对民间的盘剥更加严重了。
开运元年（944）
——正月，“诏率天下公私之马以资骑军。”
抢民间马匹。
——3月，“诏天下抽点乡兵，凡七户出一士，六户资之，仍自具兵仗，以‘武定’为军号。”
强行征兵，老百姓要么上前线当兵，要么就出钱，至于上前线的这位民兵，年龄、体质等均不重要，而且盔甲武器战马等需要自备，“东市买骏马，西市买鞍鞯，南市买辔头，北市买长鞭”。
上前线的这位民兵，也许是位四五十岁的老农民，也许是体弱多病的病秧子，反正都是送去当炮灰的。可想而知，这支“武定军”的战斗力如何了。
——4月，“分命文武臣僚三十六人往诸道州府括率钱帛，以资军用。”
再派中央特派专员，下到地方抢钱。
无论是奉旨抢粮，还是奉旨抢钱，地方官吏们的工作积极性都相当高涨。朝廷依据各地的经济发展水平等因素，给各地下达了不同的指标，放心，所有地方都超额完成。
朝廷知道细水长流，然而虎狼吏们却要竭泽而渔。
比如洛阳，朝廷分配的任务指标是20万贯，时任洛阳留守景延广，很快就从百姓口袋中抢到了37万贯，还不打算收手。他的幕僚卢亿实在看不下去去了，就劝他说国家遭遇严重的困难，迫不得已，才向百姓量力搜刮，你已经身兼将相，地位之崇高已经到达了顶点，还有什么不满足的呢？你如此贪婪无度，就不怕将来连累子孙吗？
景延广羞愧不已，这才止步于37万贯。
当然，这37万贯未必是实际数额，各级官吏之所以高效，是因为他们可以打着皇上的旗号，名正言顺地抢钱，然后中饱私囊，超出指标的钱，很大一部分都是流进自己的口袋。
再比如兖州节度使安审信，之前就以修筑城墙、应对战争的理由，向当地百姓强行摊派，搜刮来不少钱财，当中央特派专员到兖州时，安审信恰巧不在办公室，中央给兖州的指标是10万贯。特派专员逮捕了安审信的仓库管理员，命他打开仓库，里面满满的都是钱囤（存放粮食或现金的大竹筐，大者如房屋），特派专员随便打开了其中一只钱囤，里面的钱就超过了10万贯。特派专员呆立当场，望着满满一仓库的钱囤，不禁感叹，这孙子究竟搜刮了多少民脂民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