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刚在潭州取得立锥之地，周围强敌环绕、虎视眈眈，马殷就打算向周围的邻居重金贿赂，用金钱换和平。
高郁大呼不可，并为之分析：荆南地狭兵弱，不足为惧；广州刘岩，井底之蛙，只求退保岭南，无北拓之志，亦不为患；杨行密与我们有深仇大恨（孙儒），给他多少钱都没用。所以，不如上奉天子，下抚士卒，方可成霸业。
高郁的观点与许德勋等不谋而合，都是要表面上尊奉天子，私下壮大实力。
而高郁之所以名垂青史，则是因为他的另一个隐秘身份——经济学家。他通过贸易战、货币战，使得湖南在强敌环绕的夹缝中脱颖而出，迅速崛起，成为南中国唯一一个敢与淮南势力相抗衡的强藩。
高郁有条不紊地开辟了一条不见硝烟的战场：
第一步，做中间商，赚差价。
早在唐朝，茶叶已经是中国人重要的的生活必需品，《唐会要》记载“茶为食物，无异米盐。”
当时，茶叶的主要产地是江淮地区，经大运河北上，从江淮流域进入黄河流域，再通过黄河的水运抵达洛阳、长安以及周边各地，由此形成一张庞大的茶叶贸易网，茶税也成为政府重要的税收来源之一。
而由于淮南杨行密与汴州朱温的交恶，这张贸易网被人为地切断，江淮地区的茶叶无法直接输送到黄河流域。
于是，在高郁的指点下，依附于朱温的马殷向杨行密抛去媚眼，从此之后，江淮地区的茶叶先送往湖南“洗白”，然后再光明正大地投送到中原。这是三方都得利的办法，既不亏颜面，又能得到实惠，所以朱温对这种“走私”行为也采取了默许的态度。
如此一来，湖南瞬间成了茶叶贸易集散地。为了方便“茶叶走私”业务，高郁建议马殷上奏朱温，请求“开埠通商”，在汴州、襄州、唐州、郢州、复州等地开设茶叶专卖店。通过“茶叶走私”业务，马殷空手套白狼，竟然赚取了高达几十倍的利润（售茶利几十倍）！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汴州与淮南之间政治博弈、军事对抗，成全了湖南的经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