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翔李茂贞、静难王行瑜联名上疏，指出李谿是个奸邪小人，不能当宰相，同时抨击韦昭度不称职，在宰相高位不作为、没政绩，要求昭宗把这二人罢免。
地方藩镇怎能对中央朝廷指手画脚？昭宗绝对不能容忍，于是回复说，“军事问题，朕可以找藩镇商量；朝廷任命宰相一事，朕的地盘朕做主。”
昭宗硬气了没几天就怂了，二次罢免李谿，贬为太子少师，闲职养老去也。
昭宗又提拔学识渊博的陆希声当宰相，仅三个月，也贬为太子少师。
一向被崔昭纬视为眼中钉的韦昭度，也终于被排挤出政坛，以太保致仕，强制退休了。
至此，昭宗皇帝苦心经营的文官养成计划基本告吹，在文官势力与生俱来的政治斗争中，大奸臣崔昭纬等人通过依附强藩而赢得全面胜利，昭宗玩火自焚，几乎被文官集团架空。
昭宗还有另一根救命稻草：武装力量。
早在登基之初，宰相孔纬就一针见血指出，武装力量是皇权巩固的根源。于是，昭宗花费巨资，招兵买马，终于筹建了一支由地痞流氓、市井无赖组成的混吃蒙喝、一触即溃的新军，并在对抗关西集团的作战中，望风披靡，不费一枪一弹、一兵一卒，兵不血刃地死走逃亡。
从零开始，起点太低，昭宗清醒地认识到另起炉灶势比登天。
不能另起炉灶，就只能鸠占鹊巢、借鸡生蛋了。于是，昭宗打起了禁军的主意。
中央禁军，理应是天子禁军，无限忠于皇室。然而自“安史之乱”以后，禁军的统治权逐渐落入到了宦官手中，这也成为了宦官能够专权干政、甚至废立皇帝的资本。
从宦官手中夺禁军兵权，也是昭宗登基之后“倒田运动”、“倒杨运动”的主要动机之一。并且取得了初步成效。
现在，昭宗要扩大斗争成果，向全面掌控禁军的终极目标再迈进一步。
首都长安附近，因多年战乱而盗匪丛生，有些强盗甚至敢翻越宫墙，进入皇宫内偷盗，更有人敢偷掘皇陵玩儿鬼吹灯。
昭宗便以此为由，命亲王率领军警巡逻警戒。
亲王典兵，这是昭宗由量变寻求质变的重要一步，也是相当危险的一步。因为亲王典兵会极大刺激宦官集团和文官集团，其结果必然是同时遭到南衙北司的联合抵制。
昭宗在作死的边缘疯狂试探。
为了尽可能减少这种刺激，昭宗找了个合适的契机（保护皇宫、皇陵），并且派人到天下各镇、各道进行慰问解释，以打消他们的疑虑。
尽管如此，还是激起了文官集团和宦官集团的强烈不满，纷纷给昭宗施加压力，迫使昭宗不得不放弃了这一大胆尝试。
昭宗夺回禁军控制权、掌控武装力量的计划，就此失败。
昭宗谋求兵权的行为，也极大刺激了一切妄图控制朝廷的反动分子，如奸相崔昭纬、关西集团。
求封尚书令，未果；求吞禁军，未果；让仇视自己的人当宰相；让亲王典兵，蚕食禁军控制权；力挺王珙、王瑶，未果……
五个事件在短时间内集中爆发，再加上崔昭纬从中煽风点火，关西集团的大佬们终于要出面向昭宗讨要一个说法了。
“河中遗产争夺案”在这个关键节点诉讼到了昭宗这里。
崔昭纬也正想借用关西集团之手进一步铲除朝廷中的异己分子，与朱温不谋而合。既然有了中原强藩——朱温的支持，崔昭纬更加肆无忌惮，积极挑动关西集团出兵，武力干涉河中事务，向昭宗施压。
关西集团正为那五件没面子的事感到窝火，也想找理由“教训”一下不听话的昭宗皇帝，给关西集团讨个说法，与崔昭纬一拍即合。
而关西集团的强势介入，让河东李克用感觉到了丝丝凉意，也被裹挟卷入这场纷争。
这就是“河中乱局”的基本逻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