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敬瑄还搜刮民脂民膏，设立了“征督院”，主要工作是把富人抓起来，严刑拷打，逼问其财产数目，然后强派军饷指标，若是有所隐瞒或藏匿，那就大刑伺候。明抢。
穷人出力，富人出钱。西川百姓民不聊生，越发地厌恶陈敬瑄、田令孜兄弟俩。
西川下辖的州县接连发生兵变，如简州、资州、蜀州、嘉州、戎州、雅州等，大部分是将领挟持官员，也有民间好汉挟持官员，然后投降王建。
在王建“师出有名”的计策下，兵变不再可耻，而是光荣，其实若再矫情一些的话，兵变也不能叫兵变，而是起义或投诚。
邛州刺史毛湘，是田令孜的亲信，深受田阉恩惠。在外无援兵、内无粮草的窘境之下，毛湘自知城池沦陷在所难免，于是对手下说道：“我深受田令孜栽培厚爱，所以愿意替他誓死守城。可其他人凭什么跟我同受围城之苦？哎……你们拿着我的人头，投降王建去吧。”
交代完后事，毛湘沐浴更衣，慷慨赴死。他的手下拿着他和两个儿子的人头，向王建献城投降。
受降仪式上，邛州百姓、官员、缴械的将士们，无不感念毛湘，泣不成声。
成都的城防堪称固若金汤，韦昭度、王建等率领十多万人，耗时三年，仍无法攻克。
三年的围困，使得成都城内粮食匮乏，大街小巷全是被遗弃的儿童和婴儿。
于是有人做起了走私粮食的勾当。他们潜入朝廷军的营地中，将粮食走私入城，而这些粮食走私贩基本都是成都城里的平民，不是经过专业训练的特工，因此他们很容易就被朝廷军的巡逻兵捉住。
巡逻兵将情况报告给总司令韦昭度，请示处置办法。
韦昭度宅心仁厚，说：“满城的饥民，我们怎能见死不救？”下令将粮食走私贩全部释放，不准追究其“资敌”之罪。
也有被城里的巡逻兵抓获的，同样上报给了总司令陈敬瑄。陈敬瑄也同样选择了宽容仁慈。面对粮食走私行为，陈敬瑄面露羞愧，说：“是我不好，害得百姓如此苦难。我恨自己没有办法救他们一命，既然他们有办法自救，那就再好不过了，今后你们不要再为难他们了。”
敌我双方最高领导人均表示粮食走私行为合法，因此有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这一行中。
可即便如此，每天能贩运到城里的粮食也不过区区几斗而已。商贩们用小竹筒做为分装粮食的容器，小竹筒的长度约为五分，直径一寸五分，这么一小筒米的价格是一百多钱。
我粗略换算了一下，这样一筒米约有26.168克，26克就要一百多钱，跟黄巢撤离长安的天价也不相上下。
成都城饿殍遍地，尸体堆积如山。于是，人吃人的惨剧不可避免地上演了。官员们以高压态度严禁杀人、吃人的行为，对杀人凶手格杀勿论，但依旧无法阻止吃人惨剧的发生。
官员们便用更加惨无人道的酷刑来替代斩首，例如腰斩、斜劈（从左肩到右胯），每天都有人死于这类酷刑，但仍不能阻止人相食。
最后，官员们都绝望了，眼看着成都城已经成了人间炼狱，唯一的解救办法似乎只有投降。
陈敬瑄对待意志动摇的官员同样零容忍，把他们全家抓起来，用尽各种酷刑折磨虐杀。
眉州刺史徐耕，仁慈宽厚，不忍滥杀百姓。田令孜便阴阳怪气地恐吓他，“你一个人都不肯杀，难道是有二心？”徐耕万般无奈，只能硬着头皮，将朝廷军俘虏绑赴街市，斩首。
三年的围城战，巨大的战争消耗同样也是大唐朝廷负担不起的，于是朝中文武官员一致提议结束“两川战争”。
昭宗皇帝极不情愿地下达了停战诏书，诏令恢复陈敬瑄的一切官职爵位，令东川顾彦朗和永平王建率本部兵马各还本镇。
接到诏书之后，王建痛心疾首，恨不得将诏书撕碎，“脑袋别了裤腰带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