旅店老板拿着100文铜钱买了肉，肉铺老板拿着100文铜钱买了衣服，裁缝店老板又买了100文的布料，布店老板归还了赊欠旅店老板的住宿费。这时候张三临时有事，于是退房，从旅店老板这里拿回100文铜钱离开了村庄A。
在这个例子中，100文铜钱转了一大圈，又回到张三手中，整个村庄A的市场却得到了充分调动，经济得以盘活。
于是，有人就悟出一个道理，认为增发货币是解决一切经济困境的制胜法宝。但他们恰恰忽略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村庄A的经济之所以得以复苏，仅仅是因市场上缺乏足够多的流通货币，所以张三给村庄A注入了流动性之后，所谓经济困境自然迎刃而解。
我们看第二个例子：
张三来到村庄B，旅店老板表示房屋年久失修破损严重，无法提供住宿，肉铺老板因养殖场停产而没有肉，裁缝店老板表示因没有布料而不能制作衣服，布店老板表示因没有纺织作坊而没有布料……尽管张三主动加价，要以200文、300文铜钱住店也无济于事，最后只能摇头叹气离开村庄B。
其实当今世界的许多国家面临的经济困境，恰恰是村庄B。他们不是缺乏流动性，而是缺乏商品贸易中最根本的因素——商品。这里的“商品”既包含农产品、工业产品，也包含各种服务。要想改变这种困境，应该从劝课农桑、鼓励耕织等方面入手，也就是恢复生产力、提高产能、产业升级，而不是一味地开足马力印钞票，否则将会陷入恶性通胀的循环中，老百姓拿着大把大把的钞票，却什么也买不到，一个面包动辄50万，连美术落榜生都坐不住了……
太平盛世中，皇帝轻徭薄赋，爱惜民力，人民安居乐业，生产积极性被充分调动，商品充足，市场活跃，于是逐渐出现产能过剩的问题，比如村庄A，大家有充足的商品和服务，却缺乏足够多的流通货币，这才是“钱荒”。汉朝、唐朝都面临过这种问题，这种情况下，通过简单的增发货币，是可以完美解决的。
在古代，增发货币的通常做法就是铸大钱、铸铁钱等，而另一种最有效的办法就是本书前面提到过的“短陌钱”，以80枚、70枚充当100枚，凭空创造出一些不存在的货币，用天然杠杆给市场注入流动性。
同症不同源，同症不同治。找出问题的本质，才能对症下药。南唐的问题是村庄B的问题。铸大钱只能是头痛医脚，卵用不管。
李煜当然也意识到了问题的根本，在增发货币的同时也颁布一系列较为有效的措施，比如废除“屯田使”、“率分”。
屯田，汉末的曹操就曾使用过，李璟时期也大力推广，即招抚流民、戍边军人、商人等开垦荒田。屯田制度存在着一定的积极效果，但它不是万金油，也有局限性。
在兵荒马乱时，农民背井离乡躲避战乱，大量农田荒置，出现了农田无人耕种、而流民却无田可耕的矛盾局面；大量的军人驻守边疆，不仅占用了大量劳动力，还要再消耗大量粮饷。在这种情况下，屯田制度可以将以上问题完美解决，使耕者有其田，而官府也能减轻军费开支。
但是在和平稳定时期，农民都回归到家乡，耕种自家的农田，边防驻军也得以解甲归田，屯田制度失去了一切优势，而在政策红利的刺激之下，其弊端却日益凸显。
首先，屯田制度需要有一套官僚体系来维护，各地均有“屯田使”，下设各级官吏，其管理成本身就是朝廷的一大笔支出；
其次，屯田的税赋与正常地租之间存在巨大的差额，这本是朝廷为了鼓励屯田而进行的政策扶持。屯田使们则将其用来套利，即将普通的农田强行划为屯田，从中赚取税赋的差价。为了实现个人利益的最大化，屯田使们明目张胆地霸占农田，